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型態建構

以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為例

 

林淇瀁

 

台北: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研討會」 ,1995。
﹝收入林淇瀁(2001)《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第五章,台北:麥田,頁12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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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台灣新文學的開展,與同年代萌發於1917年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可說是如出一轍,都受到十九世紀末葉來自國際局勢與社會內部變遷的影響,並且是在歐洲新起的思潮及新興的民族自決論之中,意圖透過文學「掀翻那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的「新文化運動」(周策縱等,1979: 172)。而類似這樣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先後發生在中國與台灣,就連它們所引起的變化也相當近似。周策縱是這樣形容中國「五四」的:

「五四」的成效在於意識型態的改變,傳統的政治結構和農業經濟被新興的工商業取代,士紳、地主和官僚已不復有顯赫的地位,雖然許多知識份子由此出身,但在工商界的支持下,他們亦同心協力為新的紀元奮鬥。

這種變化實在令人驚奇,傳統的一切皆已動搖,甚或蕩然無存,新起的正方興未艾,而文人的胸襟與眼光也愈來愈加廣闊。(周策縱等,1979:231)

這樣的特質,就是拿來形容1920年開始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也是十分妥貼的。

    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另一個「如出一轍」之處,在於它們都面對「啟蒙運動所面對的最大課題」,一如葉石濤(1987: 21)所說,「那便是改革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易學易寫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思潮,發揚民族精神」。換句話說,語言文字的革命,乃是這兩個發生在不同國度中的文學/文化運動及其傳播首先必須解決的課題;同時,也是透過了白話文運動的推展,台灣與中國的新文學傳播方才起了改變民眾意識型態的作用,並深刻影響到其後新文學/新文化紀元的誕生。

    不過,二十世紀初期的台灣畢竟處在與中國不同的國度之中,作為當時國際新興殖民帝國日本統治下的臣民,台灣知識份子面臨了較諸中國知識份子更為弔詭的傳播的與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他們是日本殖民地下的被殖民者,在政治上屬於日本國民;一方面,他們仍懷有來自種族身份上的「祖國情結」,期盼著有一天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面對著台灣人民與社會共同遭遇的民族解放問題,而有著改革台灣社會、啟發民智,以爭取台灣自主的急切想法。這三種來自不同身份認同的困境,從而成為觀察台灣新文學發展時不能不注意的弔詭的意識型態的,並構成了其後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諸多論戰與爭辯的主軸。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針對日治時期的台灣白話文運動,解析其中源自語言文字改革而起的台語文學傳播情境,釐清表現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台灣話文」論述,冀以顯印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之建構過程。

貳、關於語言、文學傳播與意識型態

    語言,在人類的生活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西方語言學家沙皮爾(Sapir)和他的學生沃夫(Whorf)就指出,我們的思想過程,以及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由語言的文化結構所形塑出來的 ( Littlejohn, 1989: 130; Hall, 1990:66)。因此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反應以及再現的意識型態,乃就界定了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從每一次的文學革命多半先從文學語言的顛覆開始,革命之後緊接著引起社會文化的變遷來看,此一論點基本上是值得採信的,而就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新頁的打開來看,在語言(形式的與內容的)革命的湧動中,尤其「再現」了明顯可見的意識型態。

    在這裡,「再現」( representation ) 是一個不同於我們所熟知的「反映」的概念。再現「意味著結構化與形塑、選擇與呈現的積極運用,它不只傳送既存的意義,也是讓事物產生意義的的積極勞動,換句話說,它就是意義的實踐與生產,也就是「表意的實踐」( signifying practice ) (Hall, 1990:64) 。從而,意識型態透過語言符號的運作在傳播過程中便值得我們觀察。符號學大師伏洛西洛夫(Volosinov, 1973: 23)就指出,「現實的折射( refract) 是藉著每個意識型態符號之中,不同面向的社會利益之相互交錯所決定的」,於是「語言的鬥爭」也就成為階級鬥爭的一個場域。

    就語言折射了社會利益來看,語言的實踐在此也就類似哈伯瑪斯 (Habermas)所說的具有擺脫權力束縛的解放。哈伯瑪斯認為社會是由工作( work)、互動( interaction)和權力( power)等三種利益所結合的複合體,這三種利益,哈伯瑪斯分別稱之為「技術利益」( technical interest)、「實際利益」( practical interest)和「解放利益」( emancipatory)。其中人們基於基本利益,對於來自權力的控制,更是希望加以擺脫,而語言正是「解放利益」得以貫徹的一個工具;這就表示,在傳播中,一個人提出的命題要能夠說服聽者,其次他也必須隨時調整言談,以使聽者可以瞭解他的想法(Littlejohn, 1989: 146)。把哈伯瑪斯的這個概念放到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各種論戰來看,我們當可以瞭解,為什麼張我軍要向當時的舊文學宣戰,為什麼台灣話文的論爭又會隨之而起?因為這些文學語言的論爭,牽涉到的正是文學傳播在解放利益上的功能課題,在擺脫來自中國舊文化、日本新文化的權力控制,以及在創建台灣新文化的聲稱中的必要語言策略。

    既然語言是文化的一種表述,而文化則又是來自於整個社會群體、階級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再現,於是語言的實踐便又負載了意識型態的運作。阿圖塞(Althusser, 1969: 233)認為,意識型態是經由生活提供了整套的再現系統與論述,它使得人們生活在「自身與存在的實際狀況之間的想像關係」,但它還不只是一種想像,它同時是「真正的」或「實質的」,因為它會影響實踐的結果。文化研究學者賀爾( Hall, 1990)進一步強調,語言是產生特定意義的中介物,從而「表意」(signification)也就變成了權力的鬥爭場域,賀爾( Hall, 1990: 69-70)指出:

表意是真實且強勢的社會力,它介入具爭議性的和衝突性的社會議題中,試圖影響最後的結果。在事件中,表意就是鬥爭場域的一部份,藉此集體的社會理解因而被創造出來;從而,表意也意味著它可以有效地動員某些被認可的結果。在此一面向上,意識型態不僅成為一種「物質的力量」,而且是真實的,在它所達到的效果之「真實」中;同時它也成為一個(在相互競爭的定義之間)鬥爭的場域,一個在某些鬥爭主導下的戰利品。

    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界處在來自日本統治當局「同化政策」這個意識型態之下的鬥爭(語言的及意識型態的)為例,白話文運動正是此一「表意的政治學」之具體聲稱,台灣的新文學家透過語言的選擇,試圖與原來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鬥爭,其後又試圖透過人民的語言(台灣話文)與知識階級的語言(日本話文、中國話文)鬥爭,這種語言的權力鬥爭與實踐方式,相對地顯示了台灣作家企圖使用台灣話文的文學傳播策略,創建台灣新文化的意識型態建構過程;同時,此一語言策略的使用,也表現了當時台灣文學作家「把語言提昇為政治認同或抗爭的符號」、「凸顯族群的存在、行為以及知識的核心部份」(黃宣範,1993: 175),以對抗如同葛蘭西( Gramci, 1971)所指的「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經由文化領導權而擁有影響力的宰制階級聯盟或統治者。

    對日治時期的台灣而言,面對的「文化霸權」,最明晰而直接的當然是日本統治者,總督府透過教育與媒介的控制,擁有了合法而正當性的文化領導權,對當時以漢文表述語言的台灣進行意識型態的灌輸,最後被它的被統治者所認可。另外一個隱晦但是來自種族身份認同的霸權,則是中國文化體系,在當時的台灣,特別是舊文學傳統所加諸於社會階級中的領導權。

    界定了這些分析中使用的定義後,我們便可以直接進入台灣新文學運動場域中,探看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型態建構過程。

參、五四神話的澄清:台灣新文學論述的奠基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之後成為日本帝國的屬地,從一八九五到到一九一五這二十 年間,台灣人民透過武力抗爭的方式企圖抵擋日本的武力國家機器,但終於在西來庵事件的日本軍事鎮壓下潰散,從而結束了所謂「武裝抗日」,進入「非武裝抗日」階段;但不論那個階段,台灣人的反抗,「基本上都是由反日民族意識出發,而以排除異族的統治,恢復本來的面目,民族自主為目標」(王詩琅,1980: 66-68)。

    前段論述幾乎已經成為台灣史研究者的通論。從表相上看,的確,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前,已經接受中國政府(清朝)達兩百一十二年(1683-1895)的統治,並且在這段階段中湧入大量漢移民,形成一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漢文化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據有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再現效用;再加上起自明儒沈斯庵流寓來台(1612)及其後中國流寓文人移植來台的中國傳統舊文學,於是形成了一個以士紳階級為主體的、透過語言文字建構出來的漢文化表意系統。在這種民族血緣的與文化符號的傳承下,台灣人當然不能認同「異族」的日本之統治,而以民族主義來對抗日本國家機器的宰制。

    不過,從更深層的歷史脈絡來看,一般的論者卻忽略了台灣在被以清朝政府為代表的中國所統治之前,曾經是一個沒有「國家」這個概念的自由天地。原住民及平埔族在這塊島上自由的生存,漢移民則由中國大陸邊陲移入開墾,其後荷蘭、西班牙殖民帝國進佔台灣,鄭氏父子以「反清復明」對抗中國。即使到清朝統治時期,來台漢人也多為「在厝無路,計較東都」的流民,「清朝時代的歷史,可以說是移民如何一面反抗清朝的隔離政策,一面擴大自己的力量的過程」(王育德,1984: 70)。凡此都足見,在歷史發展脈絡下,台灣在政治的與經濟的利益上乃是和中國相衝突的。

    再從地理因素、社會結構和語言演變看,「烏水溝」台灣海峽阻隔著台灣和中國的聯繫,每年夏季的颱風形成渡海來台的風險,這也導致歷盡千辛來台的漢移民有來無回,必須落地生根,終於形成一個「別成異俗」的社會結構及生活圈;表現在閩粵移民入台後的語言變化上尤其顯著,並形成「不漳不泉」的台灣話(許極燉,1988: 68-69),並顯現出台灣話異於中國閩南語的「海洋化」語言特色(鄭良偉,1990: 84-87)。

    在這樣的深層結構中,種族上以漢人為主體、語言上以通稱為「台灣話」的台灣閩南語為表意符號的台灣社會,其實已經產生前述語言學家沙皮爾與沃夫(Sapir & Whorf)所說的「語言的文化結構」,它再生產了一個屬於台灣的意識型態,也界定了台灣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台灣白話文運動,是在這樣的深層結構中出現的,台灣新文學的革命也是在此一條件與背景下點燃的,而不純粹只是因為民族主義的促發。也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瞭解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表面連屬、看似「如出一轍」,實則「大異其趣」的本質差異性。

    拿最常被視為在台灣新文學起步階段「撒播五四新文學火種」的張我軍論述為例。1924年4月21日,正在北京讀書的張我軍在發刊於東京的《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在這篇文章中,張我軍呼籲台灣青年要「改造社會」,效法馬克思「階級鬥爭」實際參與改造,而不是「每日只知道作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張我軍,1924a)。同年11月21日,張氏在同誌又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強烈抨擊台灣(來自中國的)傳統舊文學是「壟中的骷髏」,希望台灣青年以「日本文學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呼吼」等「二國」為師表,「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張我軍,1924b)。次年1月1日,張我軍發表了他震撼台灣舊文學界的〈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批判「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欉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殘喘,這就是台灣的舊文學」,同時並將胡適的「八不主義」加以介紹,並舉陳獨秀的「三大主義」作為結論(張我軍,1925a)。

    透過這三篇張我軍集中在1924年所寫的文章,我們不難整理出張氏當時的新文學論述表意,主要在於希望台灣青年效法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界消除在台灣苟延殘喘的「中國舊文學的孽種」,開創屬於台灣的新文學,在張我軍的意識中,這與當時世界的主要思潮馬克思主義是相符的,是一種改變社會的意識型態鬥爭。就這個層面來看,張我軍所強調的「新文學」便是語言場域的鬥爭,是文學傳播作為改革社會利器,從語言的解放,達到類似哈伯瑪斯 (Habermas)所說的「解放利益」,以擺脫台灣二三百年歷史中來自舊中國文化系統權力束縛的解放。換句話說,張我軍是從「五四運動」受到了「新文化」這個意識型態的刺激,而以控制著台灣舊社會文人階級的漢文化意識型態為鬥爭對象,展開了他心目中的「新文學革命」。

    必須瞭解張我軍在前述論述中表意的策略,而後我們才不致墮入中國主體論者對張我軍「以祖國新文學運動的軌跡為指導,推行新文學殿堂」的神話中。張我軍傳播「五四」新文學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根柢上他是接收了胡適們的論述,連同他們的「反傳統」意識型態,作為一種「表意的政治學」,通過白話文的倡導,在語言的革命中,達成與原存於台灣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階級鬥爭,並因此改變社會的目的。葉石濤(1987: 23)的看法一針見血:

(日治時期)舊詩和詩社的蓬勃發展固然代表了台灣社會裡(中國)民族主義高昂的事實,同時跟本地資產階級的勢力也有密切關係。張我軍敢於批判舊知識份子,這說明張我軍的民族主義已經不同於就文人所懷有的「清朝遺民」似的民族主義,而是受到大陸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鼓勵下產生的近代民族主義,傾向於民主與科學的民族主義。

葉石濤唯一沒能說出的是,張我軍與他同齡的台灣進步知識份子共有的來自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啟發與影響。

    此外,拿張我軍的論述作為「中國五四運動下的台灣新文學」論證,還有另一個站不住腳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來自媒介因素,假設張我軍的論述「真的」影響了台灣新文學的「奠基」,那麼刊載張我軍文章的《台灣民報》,作為傳播媒介,顯然更是主要的影響者;但更重要的是,《台灣民報》的前身《台灣青年》(1920-1922)在1920年於東京發刊之初,已經以喚醒台灣青年為提昇「落後於世界文化大勢」的台灣文化而「一齊站起!一齊前進!」;1921年《台灣青年》2卷5號更是強調:

吾輩青年的理想所在、使命所在,實在於把吾島的現狀由全面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實現有秩序的自由的文化社會生活,以對世界改造的大業有些微貢獻。而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對於任何來自外力的障害、乃至任何來自舊思想的排擊,都必須有和他們對抗的覺悟。……希望以新時代的先覺者自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圖謀促進社會健全發達的人,都能來協助這個一歲的《台灣青年》。(蔡培火編,1921:2(5),1)

試比較張我軍三年後〈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的論述,我們只能說,他是在《台灣青年》的影響下,以中國五四運動的訴求呼應了這種「新文化運動」;並且較諸於在東京的台灣青年晚了幾步。

    再從文學改革的倡議而論,不可忽略的是,同樣也是在《台灣青年》創刊號上,陳炘就已經發表〈文學與職務〉,強調文學「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抨擊當時台灣的舊文學界「矯揉造作、不求學理,抱殘守缺、只務其末」,並且主張文學「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精神,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同時更以「進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為例,希望台灣文學作家「當期就言文一致體」(陳炘,1920:41-43)。很顯然的,早在張我軍之前,東京的台灣青年已經注意到了來自中國的白話文運動。

    其後,類似論述愈多,試舉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為例,陳發表此文,已經有鑑於「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早期言文一致」,因此「我台之文人墨士,豈可袖手旁觀」必須「奮勇提倡,改革文學」(陳端明,1921),要說將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的白話文概念介紹到台灣,陳炘、陳端明兩人都早在張我軍之前。再看蔡培火發表的<新台灣 建設 羅馬字>,這篇使用日文寫出的論述進一步就語言與文字的使用強調「普及羅馬字實為台灣文化之基礎工程」,因此必須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蔡培火,1922)。另如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文,則以中國五四運動中胡適對白話文學史的論證為底,強調台灣要「獨創一個特別的文化」來改造台灣,「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語言,做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的」(黃呈聰,1923)。此外,黃朝琴發表<漢文改革論>更是明白主張台灣人推掉「言文不一致的漢文」,並且倡設「台灣白話文講習會」,「用言文一致的文體,以言文根據,使聽講的人,易記易寫,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筆寫白就是」,如此「幾年後台灣的文化,必可面目一新」(黃朝琴1923)。黃得時(1954:17)認為「這兩篇是提倡改革台灣文學最早的論文,也可以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聲」,應為允論。

    早在1925年張我軍於《台灣民報》以「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啟筆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之前,黃呈聰已經在同誌上以〈應該著創設台灣特種的文化〉為題發表文章,走出中國五四及中國文化的陰影:

台灣現在的文化有兩個潮流,一個是極端保守固有的文化,一個是極端模仿內地的文化,這兩個潮流互相混雜其間,如不發見調和的方法,將來恐怕會趨於兩個極端也未可知。

我們台灣是有固有的文化,更將外來的文化擇其善的來調和,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這特種的文化是適合台灣自然的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產業、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不是盲目的可以模仿高等的文化,能創造建設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台灣的特性,……如不這樣努力,只憑著東西各種的文化所翻弄,或有傾於中國,或有傾於日本、或有傾於西洋,為二重生活三重生活,這是無利益的。(黃呈聰,1923)

研究台灣新文學史,如果只看到在北京的台灣學生張我軍的論述,而忽略掉在他之前早已存在的《台灣青年》及《台灣》兩誌、以及當時以東京台灣學生為主體的台灣文化改造論述,自然會把當時已受日本統治二十餘年的台灣孤立在日本文化圈外,作出台灣新文學是在五四之下開展、五四的介紹與影響是由張我軍「奠基」等粗糙的結論。

肆、台灣話文運動中的意識型態建構

    一如我們在第二節所述,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賀爾( Hall, 1990)所強調的「語言的實踐負載了意識型態的運作」一般,在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界對於到底使用何種語言、文字,也有過一段十分熱烈的「表意」激辯。台灣的作家試圖透過類似黃呈聰的「特種文化」表意,來建構一個被殖民地的「台灣」的意識型態,藉以有效地動員台灣人民,創建「集體的社會理解」( Hall, 1990: 69-70)。

    而台灣文學的本土論述因而也伴隨著台灣意識的明朗化而確立,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發展從而顯現了由「中國白話文創作中國文學」向「以台灣話文創作鄉土文學」到「創作台灣自己的文學」的轉變(游勝冠,1992:175-176)。

    嚴格地說,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中國白話文創作中國文學」、「以台灣話文創作鄉土文學」、「創作台灣自己的文學」的論述,也不是有先後轉變的分別。從1920年到1933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的文字改革運動,有的提倡白話文、有的提倡羅馬字、有的提倡台灣話文、甚至也有人提倡過世界語,各人的主張都不一致」(廖毓文,1954: 107),這些表意其實或隱或顯、幾乎同時出現。不過,就台灣新文學論戰的先後爆發來看,則二○年代主要集中在張我軍與台灣舊詩壇的新舊文學論戰,到三○年代才出現較大規模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即有先後區別。

    關於張我軍在投下對台灣舊詩人的炸彈之後引起的新舊文學論戰,基本上可以視為中國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的影響例證之一,但也絕非全部;更準確地說,如我們在第三節所指,張我軍所強調的「新文學」也是對在台灣的中國固有文化的「語言場域的鬥爭」,是希冀台灣新文學從漢文語言的解放,脫離舊中國文化系統權力束縛的鬥爭。廖漢臣(1954: 28)深刻地指出:「舊文學的腐敗,是當時促進新文學運動最主要的內部原因,而且是新文學運動的死對頭」,正是此意。

    新舊文學論爭固然在脫離舊中國文化意識型態霸權的鬥爭上起了巨大的效果,不過基本上仍主張以中國新的白話文作為效法對象,「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話」(張我軍,1925b);真正建構起以「台灣的」意識型態作為文學主體性思考的,則應屬起於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其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話文運動」及其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深沈的語言策略因素。關於時代背景,葉石濤(1987: 24-28)曾深刻分析,指出「殖民地台灣的現實狀況」與張我軍的論述其實「背道而馳」,以日本語文傳播知識,違背民族意識;用傳統古文作為溝通意志的工具,又行不通;而張我軍倡導的「白話文」又只是「文」而不是「話」。在「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的需求下,形成了「台灣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

    就語言作為一種鬥爭的策略而言,除了前述蔡培火提倡以羅馬字代替漢字做為台灣話文的書寫工具以外,早在1924年張我軍發表其〈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的同時,台灣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連溫卿便已在他的〈言語之社會的性質〉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話雖是人說的,然人們是被話那個東西的意義束縛支配著」(連溫卿,1924a),因此連氏認為「言語是從每日生活上生出來的,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打外國來的」,「不論經濟上,也是政治上有什麼干係,我們台灣人需要改造我們的台灣話,以應社會生活上的要求」(連溫卿,1924b),接著連溫卿進一步提出了他對台灣語的改革見解,主張要「考究音韻學以削除假字」、「一個標準的發音」以及「立一個文法」(連溫卿,1925)。連溫卿的這個與張我軍同時而互異的台語論述,已經進步到提出了語言與意識型態的關聯,證明了連氏異於張我軍、早於三○年代台灣話文運動論者的「先見之明」(莊淑芝,1994: 226)。

    到了三○年代,作為「台灣話文運動」基礎論述的「鄉土文學」概念被陸續提出。首先提出「鄉土文學」這個概念的是鄭坤五,接著是黃石輝、郭秋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提出「鄉土文學」的口號之前,台灣話的問題(語言的以及表述的)就已受到注意,除了前述蔡培火的羅馬字運動、連溫卿的台灣話文法之議以外,來自當時新文學界強烈抨擊的相對陣營漢詩界,也已經有連橫正在為台灣之語從事「救亡圖存」的工作。

    連雅堂於一九二九年在《台灣民報》先後發表〈台語整理之頭緒〉、〈台語整理之責任〉等論述,自責「余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語之字,且不能明台語之義,余深自愧」,「然而余台灣人也,雖知其難,而未敢以為難」,「余懼夫台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則余之責乃婁大矣」(連雅堂,1929a);強調「余既整理台語,復懼其日就湮滅也」,因為今之青年「負笈東土」,「而歸來已忘其台語矣」;「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以不屑復語台語矣」,所以連氏「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連雅堂,1929b)。

    從蔡培火主張採用羅馬字以「普及台灣語文化」,而連溫卿提出台灣語改革及「立文法」的見解,到連雅堂由中國古籍中尋求台灣話的「語典」。這樣一個在二○年代台灣出現的台語文字化工程,其實顯示出當時台灣文學、文化界共同的「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由此並肇生了一個台灣話文建設工程及其背後更深沈的「台灣」意識型態的建構。這一方面印證了在張我軍還沒鼓吹他的「中國白話文」之前,黃呈聰已經提出「要獨創一個特別的文化來改造台灣」的先見;一方面也提供給其後台灣話文論述更加寬闊的文學傳播空間。

    因此,1930年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乃應運而起。這一年的8 月16日,黃石輝在《伍人報》上開始發表〈怎樣不提唱鄉土文學〉一文,從該刊9到11號連載三期。黃石輝在這篇文章中強調: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櫞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廖毓文,1979: 488)

黃石輝以這種「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強調了台灣相對於日本與中國的不同「經驗」、「語言」,作為「台灣的文學」的論述基礎,主張台灣作家要「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接著,黃石輝具體地提出「鄉土文學」建設的三個原則:

(一)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1)要排除用台灣話說不來的或台灣用不著的語言,如「打馬屁」要改用「扶生泡」;(2)要增加台灣特有的土語,如「我們」,台灣有時用「咱」、有時用「阮」,要分別清楚。

(二)增讀台灣音。無論什麼字,有必要時便讀土音。

(三)描寫台灣的事物。使文學家們趨向於寫實的路上跑。(廖毓文, 1979: 489)

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黃氏於是繼而在台中《台灣新聞》(1931年 7月24日)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全文分「一、鄉土文學的功用,二、描寫問題,三、文字的問題,四、言語的整理,五、讀音的問題,六、基礎問題,七、結論」七節,重申他提倡「鄉土文學」的用意。在結論的部份,黃石輝進而主張「糾合同志,組織鄉土文學研究會」。

    黃石輝的論旨很清楚地把「鄉土文學」放到「台灣事物」的描寫上,同時也提出了「文學能激發感動勞苦大眾」,語言不能使用統治者的語言(日語)、不能採用封建階級的語言(中國古漢文),也不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份子的語言(中國白話文),而一定要用勞苦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葉石濤,1987: 26)。

    在這裡,有必要說明黃石輝在其上發表論述的《伍人報》背景,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伍人報》被歸類為「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支,是「台灣島內的共產黨中央,經與日本共產黨聯絡下,自昭和三年(1928)底以來即徐圖伸張勢力」,而於昭和五年(1930)六月「計畫透過文藝雜誌的發行宣傳煽動,以擴大黨的影響」而由王萬德、周合源、陳兩家、江森鈺、張朝基五人出資出報,故題為「伍人報」,黃石輝亦列名其中,為「地方委員」。《伍人報》自創刊後,就屢受日本當局禁刊,發行到第15號改稱《工農先鋒》,其後與楊克培的《台灣戰線》合,至同年十二月結束,由於該刊「獲得王萬德以外的台共黨員、台灣左翼文學青年的投稿」,「成為台灣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先驅」(台灣總督府,1939:291-292)。

    根據《伍人報》的政治意識型態背景,以及黃石輝非僅作為投稿者、同時還是其地方委員的身份,比對黃石輝的「鄉土文學」論述,台灣話文運動的初起,其實具有台灣本土意識型態(語言的)及馬克思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政治的)雙重意圖。換句話說,日治時期的台語文學傳播,基本上是一個明顯的「表意的政治學」之聲稱,台灣的左翼文學家透過台灣話文的強調,進行著與存在於舊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進行霸權爭奪,更企透過台灣話文與統治階級知識階級語言(日本話文、中國話文)進行鬥爭,而建構出了「鄉土文學」這個由語言切入的意識型態基模。用黃石輝的話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廖毓文,1979: 495)

呼應黃石輝、但在實際作法上主張不盡相同的,是郭秋生以及他所主編的《南音》。1931年7月7日,郭在《台灣新聞》連載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吳守禮,1955:110),全文分四節,一論文字成立的過程,二論言語和文字的關係,三論言文乖離的史的現象,四論特殊環境的台灣人,最重要的主張即在「特殊環境的台灣人」此節之上。

    郭秋生對於日本統治當局當時的「同化主義」持反對態度,因為日本差別教育的結果造成了台灣的文盲特多,為了「醫治台灣的文盲」,他認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不過,他對蔡培火所主張的「羅馬字」則持質疑,而主張以漢字為工具來創造台灣話文。在文字表記的部份,他提出了五個原則:

一、首先考據該語言有無完全一致的漢字。

二、如義同音稍異,應屈語音而就正於字音。

三、如義同音大異,除既成立成語(如風雨)呼字音外,其他應呼語音(如 落雨)。

四、如字音和語音相同,字義和語義不同,或字義和語義亦同,但慣行上易遭誤解者,均不適用。

五、要補求這些缺憾,應創造新字以就話。(廖毓文,1979: 491)

這篇文章發表後,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題〈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續篇,「對建設方面饒舌饒舌」(郭秋生,1931)。在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黃石輝的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認為若要「有實質的效力」,應該從歌謠與現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礎工作」。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則在「本格的建設」此節中,他針對部份「台灣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做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並呼籲認為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

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於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裡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郭秋生,1931: 11)

「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其實已經觸及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傳播的核心議題,那就是以台灣話作為台灣文學的自足語言,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語言的與意識型態的)台灣文學。這樣的論見,居然萌生於六十年前三○年代的台灣,我們從而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從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看出台灣文學主體的先覺者。

    黃石輝和郭秋生兩人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建設」論述既出,一時蔚為討論風潮,加入論戰者日多,論戰時間長達兩年,不過這個部份的論戰非本文討論重點,可以另文再論。總的來看,林瑞明( 1993 : 253)指出:

這兩次的論戰,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性之表現,亦即對台灣本體之正視,不以附屬中國白話文的表達方式為限。

換句話說,以台灣話做為台灣文學的語言,表現台灣人與台灣社會的此一台灣話文運動作為一個文學傳播策略,正是設定在台灣大眾做為主體、以建立台灣人意識型態的努力。在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他們兩人的看法,雖然未脫文學工具論的侷限,然而這個基本上是站在台灣現實社會及其人民立場的台灣白話文運動,無可置疑的,卻在其後漫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種下了台語文學的種籽」(向陽,1991)。

伍、結語:台語文學傳播的主體性思考

    透過以上各節的歷史分析,我們其實已經可以勾繪出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型態建構過程,簡言之,追求台灣人的主體性而已。這個台灣主體性的追尋,從台灣新文學在《台灣新民報》系統刊物的文化論述及文學創作開始,歷經了以下的幾個意識型態的鬥爭過程。

    首先,是台灣東京學生在1920創辦《台灣青年》,召喚台灣青年「把吾島的現狀由全面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蔡培火編,1921:2(5),1);同時在文學上強調文學「不可不以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為其職務」,「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精神,促社會之革新為己任」(陳炘,1920:41-43)。此外,鑑於當時之中國,久用白話文,言文一致,因此要求台灣作家必須「奮勇提倡,改革文學」(陳端明,1921)。在這一個階段中,十分清楚的,台灣的新文學湧動,是在面對日本統治霸權,要求解放,而以中國白話文的言文一致為師,希望達到啟發文化,振興民族的目的。注意,這當中的文化、社會、民族,顯然都是針對故鄉「台灣」而發,是當時台灣青年企圖形成一個台灣意識以對抗日本統治的努力。

    其次,既然改造台灣的社會與文化乃是台灣青年的「職務」,於是普及白話文以及如何使用台灣人民的語言(台灣話)來達成「台灣VS.日本」的意識型態鬥爭,又成為接續的問題。從而繼陳炘、陳端明兩人之後,有蔡培火主張以羅馬字表記台灣話,以「普及台灣語文化」(蔡培火,1922);有黃呈聰強調「不要拘執如中國那樣完全的白話文,可以參加我們平常的語言,做一種折衷的白話文也是好的」來「獨創一個特別的文化」(黃呈聰,1923);有黃朝琴主張台灣人推掉「言文不一致的漢文」,「用言文一致的文體,以言文根據,使聽講的人,易記易寫,免拘形式,不用典句,起筆寫白就是」(黃朝琴1923)。在這時,台灣新文學的改革,已進入「獨創」一個有別於中國漢文化的意識型態表意。

    接著,就是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從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位置來看張我軍,他的論述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不過,論者往往只看到張我軍的介紹五四以及強調「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支流,卻忽略了張我軍的目的也與東京青年一樣要「改造社會」,並且以「效法馬克思階級鬥爭」實際參與改造(張我軍,1924a)。此外,論者還忽略了張氏強烈抨擊台灣(來自中國的)傳統舊文學是「壟中的骷髏」,希望台灣青年以「日本文學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呼吼」等「二國」為師表,「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張我軍,1924b)。在張我軍的論述中,中國和日本一樣是有別於台灣的,張我軍集中在1924年所寫的文章,主要在於希望台灣青年效法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界消除「中國舊文學的孽種」,開創屬於台灣的新文學。從台灣的主體性這個意識型態建構來看,張我軍是以控制著台灣舊社會文人階級的漢文化意識型態(文化霸權)為鬥爭對象,展開了他心目中的「新文學革命」:通過中國白話文的倡導,進行與台灣舊社會中舊中國文化的階級鬥爭,並因此改變社會。換句話說,「五四」不是作為指導,而是作為工具來使用的。

    最後,是更加生猛、更加以台灣主體性意識型態建構作為目標的台灣話文運動。在蔡培火提倡以羅馬字代替漢字、張我軍介紹中國白話文的同時,1924年台灣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連溫卿便已提出了「言語是從每日生活上生出來的,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打外國來的」的語言見解,而主張「不論經濟上,也是政治上有什麼干係,我們台灣人需要改造我們的台灣話,以應社會生活上的要求」(連溫卿,1924b);到了三○年代,連溫卿的同志黃石輝提倡「鄉土文學」、郭秋生主張「建設台灣白話文」,則更進一步對於台灣話的表現(文字與語法)與作為文學語言的意識型態(獨立於日文、舊漢文、新的白話中文等霸權之外)的台灣話文,提出了見解。這種從台灣的特殊性強調語言的特殊性,從而意圖呈現出「台灣」與日本、中國站在相對立面的意識型態建構,比起二○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白話文」運動,實則更接近於強化台灣「集體的社會理解」( Hall, 1990: 69-70)的動員。而這種努力,在其同時,還受到了當時台灣本土舊漢文界的支持,如《三六九小報》的呼籲、如連雅堂的「台灣語整理」工作等,都顯示出了原來受到台灣新文學界排斥的舊漢文界,最少在「台灣話」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上,找到了合流的交點(這是值得用另一篇論文討論的議題)。顯見台語文學,到了三○年代已成為「台灣人」意識型態傳播的重心。

    這樣一段從1920開始的台灣本體性意識型態建構,最後終於因為1937年日本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以及隨後中日戰爭的爆發而中輟下來,以漢文作為主要表述工具的台灣話文運動及台灣新文學創作,遭受到了來自日本國家機器的強力壓制。然而,以台灣人意識做為主體的台灣新文學,卻在這一二十年間確定了走上自主性道路的途徑。葉石濤( 1987 :28 )這樣說:

跟原鄉分離三十多年的時光裡,台灣受到異民族強有力的殖民統治,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台灣新文學必須走上自主性的道路,毋寧是正確而不可避免的途徑。

    透過本文的分析,我們除了看到台語文學傳播背後的這個政治經濟情境,也看到了在日治高壓下台灣白話文運動中的論述,如何透過語言與符號的扭轉,確立了台灣人主體性的意識型態,並以此一意識型態,抵抗外來統治者及「祖國」的文化霸權。終於在距「台灣話文運動」四十年之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家開始以台語詩的創作、進入八○年代後以台語文學的傳播,延續了這個曾被斷裂的歷史,又一次生猛地顯印台灣主體性的意識型態再建構;並繼續藉此創造「集體的社會理解」,投入台灣與中國的意識型態鬥爭場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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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跨媒介與全球化:網路科技衝擊下的台灣文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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