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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民報》系與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相輔相成，主要幹部也相重疊。圖為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靜修女子學校成立合影。會員共有1032人，公推林獻堂(坐右4)為總理，蔣渭水(坐右5)為專務理事，選出41名理事、44名評議員，數日後在霧峰林家大花廳召開理事會議，與會者有：蔡培火、陳虛谷、丁瑞圖、林資彬、林幼春、王敏川、鄭汝南、陳逢源、賴和、謝春木（站者左起1.2.7.8.9.10.11.13.14.15.）及洪元煌、連溫卿（坐者左起1.5.）等人。﹝照片與圖說提供：林柏維﹞
壹、緒言
1894 年6月，清日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戰敗，而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協議割台。從此，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人民在日本政府統治下，歷五十年時光。在這段被殖民的日本治台階段，台灣人面對異國統治者，採取了武力的與非武力的抗爭手段。武力抗爭階段，起自日本入台之年，迄於1915年焦吧年事件；其後，則進入非武力之文化與社會運動階段，首先，是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展(1919-1927)，其次，是政治運動的發皇(1927-1937)（王詩琅，1980a:61-64)。
在這五十年間，「無論是初期武裝游擊戰的戰士、武力蜂起事件的志士，或後期受過近代思想衝擊後的文化啟蒙、政治運動的右派、左派，其原始反抗意識的萌芽，可以說都是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日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發展起來的」（王詩琅，1980a:65)。表現在非武力抗爭階段，這種被統治的台灣人反抗日本帝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宰制的「意識」，尤其明顯。由於這是一種類似
葛蘭西(Gramci,1971:253
)所稱的「霸權」(hegemony)爭奪的鬥爭，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制枷鎖中，台灣人知識份子乃就試圖透過「在市民社會各領域內（社會、權力關係、生產、文化和教育）去進行破壞資產階級意識型態霸權的鬥爭」，並尋求建立一個自足的意識型態網絡。
文化啟蒙運動階段（1919-1927)，正好反應了此一被宰制者和宰制者之間意識型態的鬥爭過程，而報業作為公共論域，也就成為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全力發聲的戰場、「台胞忠實的喇叭手」（楊肇嘉，1968:428）。作為台灣人啟蒙、抗爭的機關報《台灣新民報》系統（《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崛起及其論述，因而表徵了台灣人「台灣論述」的整體意識型態，值得對自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形成的「台灣本土論述」有興趣的傳播學者與歷史學者加以關注。
本文將借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觀點，透過對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經濟背景的耙梳，針對《台灣新民報》系統背後青年知識份子結合島內地主及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文化啟蒙」運動，分析其中的弔詭情境。
同時，本文也將以《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論域為分析對象，藉由當代文化研究對意識型態的分析作為基礎，探究殖民地台灣報業（知識青年及本土資產階級結合而成的新階級）如何在台灣本土論述的意識型態上與殖民帝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鬥爭，卻終至失敗的原因。
本文希望，經由對日治時期台灣報業進行意識型態及政經結構的分析，能結合文化研究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並且一如學者翁秀琪（1993:249)所強調，將其「植基於本土的文化經驗，並從思想史的觀點搜尋本土的文化思想根源」之上，藉求明晰直到戰後五十年的當代台灣社會仍湧動著的台灣論述之起源，提供當代社會及相關學者之參酌。
貳、理論根據
意識型態與媒介的關係，向來是當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學者爭議不休的論域。大體上，文化研究主流有二，一是強調政治經濟層面的分析，一是著重文化與意識型態層面的解剖，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是在馬克思的理論與政治判斷下，各持己說，從不同角度加以闡釋。後者以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為濫觴（主要代表人物為威廉士與賀爾）；前者則以戈爾登與莫鐸於1974年打出旗號，並以1979年創辦的《媒介、文化、社會》（Media, Culture & Society）雜誌為本營（馮建三譯，1990:165）
。這兩派基本上都同意，大眾媒介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工具，不過，文化取向的威廉士與賀爾認為媒介「最主要是（
first and foremost ）屬於意識形態研究的範疇」；政經取向的戈爾登與莫鐸則強調，大眾媒介「最主要是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下，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商業組織」（Murdock & Golding, 1974: 205-206）。如果不去掌握媒介生產訊息的經濟動態過程以及這些經濟因素，它們所產生的不同性質的決定性作用，即不可能充份理解意識形態的生產過程（Golding & Murdock ：1979; 馮建三譯，1990:156)。
以賀爾對意識型態在媒介及文化產製過程中重要性的強調為例( Hall,1979,1982)，文化研究者基本上是由意識型態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切入，在語言和論域中探討意識型態如何透過語言符號的接合來運作，如何透過「表意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來介入爭議性與衝突性的社會議題中，而成為鬥爭的場域等核心問題，並歸結到意識型態的再發現、語言的政治與社會之表意方式及符號與論域的政治策略等三大範疇中；而這種意識型態的「再」發現，更適切地說，就是「被壓抑者的重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Hall,1982: 88)。
意識型態的生產與運作，依據賀爾的看法，主要是由符號及語言的特徵所形成，因此語言必須被看成是產生特定意義的中介物，為了產生意義，從而必須透過一個特定事件或一組符號來有系統有規則地建構可信而具有正當性的論述；在此一情境下，意識型態便不再只是現實在心靈中的反應而已，它同時也形成物質的與真實的力量，在表意的過程中介入社會議題的鬥爭，形成一個「表意的政治學」。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意識型態便是「一套將現實加以加以製碼的系統」，從語義學的角度看，意識型態就是一套生產訊息的語義規則系統(Veron, 1971:68)，這種表意的實踐，造成意識型態符號作為「不同面向的社會利益」之鬥爭場域。
賀爾接著指出，「意識型態的論述可以將語言文化的主體爭取到它所再現世界的方法之中」，並且是透過語言與論述加以「接合」(articulate)出來。因此，「意識型態是經由生活提供了整套的再現系統與論述，使我們活在自身與存在的實際狀況之間的一種想像關係」：這樣的意識型態是「真實的」，因為它的效果是真實的；是「被決定的」，因為它的完成有賴於外在情境，它必須成為鬥爭的組織化實踐的一部份、建立反抗的集體形式、發展出集群自覺的新形式；但意識型態同時也是「決定性的」，它的鬥爭會正面或負面地影響實質結果（Hall, 1982:82）。
相對於賀爾等文化研究者意識型態的強調，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則批評文化研究者過度重視媒介與國家的關係，他們忽略了歷史上與政治上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傳播工具的控制，沒有從歷史發展中找出癥結；其次，是文化研究者賦予語意、文意與本文分析太高的權威。因此，這派學者主張，研究大眾傳播現象，應該嚴謹考察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運轉的變動過程，及其以那些方式決定了大眾媒介所能提供的訊息種類；他們認為:
探討統治階層之意識與新聞的關係，首先要理解新聞的實際編採等生產過程，以及在最後關卡上控制這些過程的來源。這必須從歷史與政治經濟的角度，從報紙的發展看起。(Golding & Murdock:1979;馮建三譯，(1990:156)
從而，批判的政經學派雖然肯定文化研究重新在社會學領域內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是可喜現象；卻強調站在關於文化生產工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上建構媒介與意識形態之關係的理論鷹架，梅鐸(Murdock, 1978) 就指出「國家與經濟的關係，意識型態的再生產與複製，以及階級抗爭等等問題，似乎是物質論者探討大眾傳播理論不能避開的核心課目」（Murdock, 1978；馮建三譯，1992:42）
。
本文基本上認為這兩個理論取向並不全然衝突，且可相互為用；特別是放置到本文所所處理台灣歷史脈絡中的媒介論域中，文化研究對於意識型態及媒介與國家關係的分析架構，一方面有助於分析媒介、意識型態與權力在日治時期台灣人報紙論述上的鍊鎖，一方面也有助於瞭解日本統治階級意識型態與台灣本土報業的意識型態鬥爭；而經由政治經濟論來解釋殖民年代中台灣媒介的文化依附現象，透過歷史與經濟脈絡的關照，釐清日治時期台灣本土論述的萌發，以及此一論述與當時社會結構、意識型態結構之間既統合又分離的弔詭情境，應當可以如阿圖塞(Althusser,1971)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概念中所指陳，印證日治時期台灣本土文化論述的挫敗，「不僅只是一種相對定型的信念系統，更是一連串的行為、人我關係與社會制度的總和」。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報業政治經濟背景的釐清，採取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為之；對於《台灣新民報》系統的意識型態表述，則經由該系統之相關論述進行符意學文本分析。並透過兩種方法的交叉運用，以期映照出日治時期本土文化論述的真實面相，及其在台灣歷史過程中應有的定位。
參、日治下《台灣新民報》系統的政經背景
在漫長的抵抗統治者意識型態過程中，《台灣新民報》系統的出現，有其時代的背景。
先以此一系統第一份媒介《台灣青年》(1920-)創刊前後的整個歷史脈絡來看。十九世紀末期台灣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當時的日本，「雖然尚未具備帝國主義的實質，卻已具有帝國主義的型態與意識」（矢內原忠雄，1929），伴隨著日本明治維新（1868-）之後資本主義的抬頭，以及軍國主義的侵略，台灣成為「日本統治圈內」因為被殖民而進行「跛行的近代化」的實驗場（史明，1980:330-335）。日本統治台灣後，首先建立台灣總督府，擬定「治台要綱」，確立了：（一）以殖民地台灣提高日本國際地位；（二）開發台灣，形成超額利潤的經濟條件，以刺激本國資本主義發展；（三）建設向華南及南洋擴張勢力的軍事基地等三大綱領（松島剛•佐藤宏：1897）。並且據此鎮壓台灣人民抗日，驅逐國際強權及中國舊有在台勢力，實施殖民地重稅政策，沒收台人土地山林，推行專賣獨佔企業，壓治台灣人的覺醒與解放；另一方面，則透過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手段，開設台日航線、建立銀行、施行保護關稅、建立基礎產業、建設近代都市交通通信、文教機構及衛生設備等，以資本國的資本、商品、人力來台，從而使台灣成為日本「資本主義資本再生產機構」的一環。
此一政治力配合軍事力與經濟力結合的國家機器宰制，一如史明(1980:333)所說：
日本據台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權力（總督府），及把這（台灣舊有的）商品經濟叫發達的莊堡共同社會，置於其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之下，特別是壓制於警察的強權之下，一方面保存其舊有的地主制度和保甲制度，並造成一小撮的買辦特權階級，而加以籠絡和利用；另一方面卻極力抑制台灣產生獨有的民族資本階級。就是這樣，台灣即進行了更為變相的資本主義化（近代化）。
因來台所搭船舶遇美國軍機襲擊而在1943年死於東海的日本經濟學者東嘉生，在他的名著《台灣經濟史研究》中也指出，「自明治三十一年（1898）兒玉與後藤合作統治台灣起，十年之間，治安大整、經濟發達、且財政獨立的型態皆已該備。凡此均為我（日本）殖民政策的成功與內地經濟急激發展所賜」（東嘉生，1944:95)。這樣的來自國家機器宰制的經濟結構，乃就決定了日本統治台灣年代中作為「日本從屬市場」的典型殖民地命運（東嘉生，1944:167-172)。
此一殖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推動，背後當然是日本領有台灣後來自台灣總督府的統治機器運作，特別是對台灣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打壓，站在日本帝國的立場上，更是列為首要之務。日本治台初期，除了以軍事力量壓制不斷蜂起的武力抗日(1895-1915)之外，一方面更積極進行其「同化」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運作。
1919 年，鑑於台灣人民武力抗日已經止息，一次世界大戰方歇，全球近代政治覺醒的殖民地民族自決運動抬頭，加上朝鮮人民向日本當局要求獨立的「萬歲事件」爆發，使得日本政府不能不改變統治台灣的策略。首先，便是改變過去武官總督任命慣例，在當年十月改派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來台；其次，隨即由田健治郎宣佈解除武力鎮壓政策，倡導「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強調「台灣乃是帝國領土之一部份，當然屬於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此，_徽峈v方針…��n使本島民眾成為純粹的帝國臣民，_X必須加以教化善導，以培養對國家的義務觀念」（田健治郎傳編篡會，1937：384）。
這種「同化」主義，其實早在1914年，日本自由民權鬥士板垣退助來台成立「同化會」時便已出現。不過，板垣倡言「同化主義」，謀「島民與內地官民作親密的溝通」，達到「渾然同化」的目的，與統治者的想法略有不同，台灣方面加入者代表人物林獻堂的想法亦大有不同（蔡培火等，1971:15-27）。簡單言之，在板垣所倡的「同化」此一符號上，出現了賀爾所謂「表意政治學」的意識型態鬥爭( Hall,1982: 69-72)，鬥爭與對立不在「同化」這個符號上，而在它的符號具(signifier)、符號義(signified)及其政治接合之上。對日本人來說，「同化」這個符號表意「化育台灣人使其同化於日本人之中」，對台灣人來說，則表意「台灣人有權享受與日本人相同的政治待遇」。這顯示出，在日本治台中期的政治經濟結構發展，已帶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意識型態的衝突和鬥爭。這導致了板垣的「台灣同化會」後來終於次年在總督府的壓迫下解散，但弔詭的則是他所倡導的同化主義隨後即被總督府加以收編推動。
相對的是，受到板垣同化主義鼓舞的台灣人民，則在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壯大的台灣本土資本家林獻堂等等的領導下，利用「同化會」的掩護，開始策劃設立專供台灣子弟就讀的台中中學校，開始了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聲，其後更大力推動「六三法撤廢運動」(1920)、「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成立「台灣文化協會」(1921)。此外，在「同化會」活動期間，許多台灣人子弟也因而掀起了赴日求學熱潮，這也導致其後《台灣青年》在東京創辦，台灣文化運動、啟蒙運動由東京向島內延伸，而台灣人開辦一份屬於台灣人的報業的心緒，以及台灣本土文化論述的崛起，亦由此發端。在這種情境下，台灣人因為資本主義化帶來的經濟基礎，確實已產生一如高定與梅鐸（Golding & Murdock,1979)所稱的依附於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新資產階級」（
馮建三譯，1990:163)，並且開始向殖民帝國要求政治與文化、教育、傳播的權力。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在此一整體的經濟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統治當局的傳播政策及其背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運作。在日本帝國來台後次年，1896年 6月17日，所謂「始政」紀念日這天，台灣的第一份近代報紙《台灣新報》創刊。這份報紙，係由日本大阪府警報長山下秀實來台所辦，由於創辦人與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有同鄉之誼，因此可說是半官半民的報紙。唯創刊後不久，總督府即下令以其為總督府《公報》，每期刊載政令，並由總督府津貼，民營本質盡失（洪桂己，1986:535-563），成為統治者宣傳政令、收集情報的官營報紙。
基本上，這反映了日本帝國治台的傳播與文化政策。台灣總督府在日本治台第五年(1900年，明治33年）公布了律令第11號「台灣出版規則」及律令第15號「台灣新聞條令」，極端壓制台灣人的自由言論及文藝創作，結果造成在日本至台五十年間，日本人經營的報紙共有二十餘家，而台灣人被允許經營的報紙只有一家（史明，1980:288）。如此的意識型態宰制，採取的乃是對台灣情報的收集及對台灣人民的意識型態灌輸策略；抑有進者，在其傳播政策上，更採「分級分類」的岐視方式為之。根據日本總督府年年編輯的《台灣事情》（1941:211-212），採取對內地人、對本島人及高砂族三者之區別作法，而其目的則在「藉使本島人最終均能成為皇民」。
作為台灣人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的《台灣新民報》系統，就是在這樣的殖民體制下，在資本主義化的經濟體系及帝國主義的政治宰制結構中，由在日本東京的台灣學生結合島內資本家及地主創辦的《台灣青年》肇始，步上了台灣近代報業與台灣民族／民主／文化／社會運動密切結合的路途；而來自日本帝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宰制，也深刻地決定了當時台灣本土文化論述（相對於被殖民前的「祖國意識」以及相對於被殖民後的「皇民化」論述）的建構與形貌。
肆、知識青年與資產階級的混聲合唱
《台灣新民報》系統的崛起及其文化論述，基本上乃是台灣百年來「台灣本土論」的首次發聲，也是台灣意識的初始建構。
《台灣新民報》系統自1920年 7月16日在東京創刊《台灣青年》月刊始，迄1940年改稱《興南新聞》，至1944年因台灣總督府迫全台六家日報合為《台灣新報》止，持續不懈地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對日本當局的治台政策，分別從政治、文化、社會及經濟等各層面，提出了各種批判，從而被稱為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台灣人的唯一喉舌（蔡培火等，1971:15-27）。
本節將先繼前節對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經濟背景的耙梳之後，進一步追討《台灣新民報》系統內青年知識份子與島內地主及資產階級的結合，及其後突破總督府之封鎖回台發行的過程，來分析台灣本土論述如何在這份台灣人的媒介中產生類如高定與梅鐸（Golding & Murdock ：1990)所強調的「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的變動過程」。
首先，《台灣新民報》系統的出發及延續，均十分曲折（先後易名：《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形式：月刊、半月刊、旬刊、週刊、日刊、晚報），根據楊肇嘉（1968:407-440）的回憶，它的源起是來自當時（1920）在東京的台灣學生，因為鑑於「台灣總督的專制政治，尤其是要求撤廢六三法的政治運動顯著激烈」，於是組成「新民會」，推林獻堂為會長、蔡蕙如為副會長，《台灣青年》月刊就是「在新民會創立大會的會議議席上議決發刊的」；而其經費來源，則由「不是青年，也不是學生」的蔡惠如支應。
這種由知識青年（提供論述）與台灣本土資本家（提供資金）的辦報方式，決定了其後《台灣新民報》系統的媒介經濟背景，也使得該系統因而如梅鐸（Murdock, 1982: 122-123）所強調的，在「資源分配的控制與經濟所有權的鏈節」關係下，形成控制權由資本家所掌握，論述方向也以這些菁英（資本家及其支持的知識份子）的共同利益（政治的、經濟的）為依歸的運作方向，更決定了其後他們的文化論述在面對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際終於陷入回身困窘的泥沼之命運。
《台灣新民報》系統先後經過八次改版及資本改組，為便於分析，整理如〈表一〉。
表一•《台灣新民報》系統 (1920–1944)資本改組及言論紀要一覽
刊 名 |
發刊期間 |
期數 |
創刊地 |
發 行 者 |
主 力 |
資本額 |
相關言論紀要 |
台灣青年
月 刊 |
1920.7.16 起1922.2.15迄 |
18 期24K本 |
東 京 |
台灣青年雜誌社（東京「新民會」創辦） |
東京台灣青年、島內資本家 |
1500 圓 |
撤廢六三法、要求島民言論自由 |
台灣
月刊 |
1922.4.1 起1924.6迄 |
19 期24K本 |
東 京 |
台灣雜誌社（ 1923.6成立株式會社） |
青年學者、社會人士、島內資本家 |
25000 圓 |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台灣白話文改革 |
台灣民報
半月刊 |
1923.4.15 起
1923.9.1 迄 |
7 期24K本 |
東 京 |
台灣雜誌社 (因東京大地震停刊) |
青年學者、社會人士、島內資本家、地主 |
25000 圓 |
推行台灣白話文運動、 |
台灣民報
旬 刊 |
1923.10.15 起1925.7迄 |
17 期 |
東 京 |
台灣雜誌社
(1924.6 停台灣月刊) |
青年學者、社會人士、島內資本家、地主 |
25000 圓 |
反對治安警察法、要求結社自由、抨擊皇民組織 |
台灣民報
週 刊 |
1925.7.12 起1927.7迄 |
|
東 京 |
台灣民報社 (1925.9成立台灣民報株式會社） |
島內資本家、地主、社會運動領袖、政治人物 |
25000 圓 |
繼續議會設置請願、設立台灣經濟研究會、要求台灣自治 |
台灣民報
週 報 |
1927.8.1 |
8K 報紙(167號起) |
台 北 |
台灣民報社 (經總督府許可遷台發行) |
島內資本家、地主、社會運動領袖、政治人物 |
25000 圓 |
為社會運動團體及政黨組織代言、抨擊日辦報紙言論 |
台灣新民報
週 報 |
1930.3.29 |
306 號改為現名 |
台 北 |
台灣新民報社 (1929.1成立台灣新民報株式會社) |
島內資本家、地主、社會運動領袖、政治人物 |
300000 圓 |
要求發刊日報、介紹國際及中國現況、經濟問題分析 |
台灣新民報
日 報 |
1932.4.15 起1941.2.10迄 |
1937.6 廢漢文採日文 |
台 北 |
台灣新民報社 (1932.1.9獲得許可) |
島內資本家、地主、社會運動領袖、政治領袖 |
300000 圓 |
主張政治結社、台灣地方自治、關注農業問題、要求言論自由 |
來源：（楊肇嘉，1968）
根據〈表一〉，我們不難看出，在《台灣新民報》系統前後八次的改版、主力及資本結構改變中，先是由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結合島內資本家，然後加入了青年學者、社會人士、島內資本家及地主，到發刊日報時已形成一個由本土資本家、地主、社會運動領袖及政治領袖等台灣社會菁英集結的近代報業組織；從資本額的改變來看，也由《台灣青年》月刊的1500日圓（蔡惠如捐獻），而《台灣》月刊改隸「台灣雜誌株式會社」的25000日圓，成為公司組織，選出董監事，正式進入媒介經營商業化的時代，最後更在《台灣新民報》獲准發刊日報前（1929年3月）重新改組增資為300000日圓的「台灣新民報社株式會社」，其董監事及組織陣容龐大，涵蓋了當時島內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運動的主要菁英及領袖，迄至1930年《台灣新民報》獲准發刊日報後，又一次進行改組，「資本金額及董監事的陣容大約照舊，報社內內部採取最新的編制，凡是十餘年來與該報有關，有意為台灣民眾服務的優秀份子都在羅致之列」（楊肇嘉，1968:434）。至此，《台灣新民報》作為台灣近代化報業的資本經營模式終於底立。
這種資本累積，及其背後台灣人菁英的出現與壯大，在這漫長的二十餘年傳播過程中，《台灣新民報》系統也配合著台灣社會的發展進行階段性的論述（參考表一「相關言論紀要」）。質言之，在初期是取代武力抗日革命，希望以文化運動作為手段，展開對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其後，則隨著本土資本家的茁壯、社會及政治運動領袖的上場，開始在日本統治當局的「同化主義」政策下，要求與日本人一樣的政治和經濟、社會權力，並試圖在「同化主義」的傘下，宣揚「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民族主義意識，達到喚醒台灣人自覺，圖謀台灣人自由解放的終極目的。
透過如此的「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的變動過程」作為背景，我們因而得以進一步從《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論述中，分析相應的意識型態表述，並析解其中台灣文化論述真實意涵。
伍、錯誤意識：游移在祖國與內地之間
從《台灣青年》發刊以迄《台灣新民報》獲准發刊日報(1920-1932)，這十二年正好也是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的全盛時期(楊翠，1993:81-82)；
在此一時期中，《台灣新民報》系統所關注的議題，也與當時全球的解放潮流是銜接的。《台灣青年》(蔡培火編，1920: 1,1)創刊號〈卷頭之辭〉就明晰地表示：
請看，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以及勞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不是這個（全球的）大覺醒所賜。台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吾輩還能不站起來嗎？
《台灣青年》的編輯主幹之一林呈祿並於同期撰文指出，「當前世界弱者之聲有三，一是男女兩性社會問題（如婦女解放、女性參政之運動），二是經濟結構改革問題（如勞資協調、無產階級地位提昇、或打破階級之運動），三是政治憲政問題（如打破官僚軍閥、力行民主主義、實施普選等運動）；而在各民族之間，有民族自決運動，在國際之間，則有保障獨立的正義要求」，因此他呼籲台灣青年要有「順應時勢，開發新文化的大覺悟」(蔡培火編，1920: 1, 29-40)。由此確定了《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言論方向，要在於呼籲台灣人自覺自立，配合世界潮流，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再造新文化。
整體來看，伴隨著世界潮流，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言論重點，要者有四：文化啟蒙、民族自決、階級鬥爭、婦女解放。基於本文研究設定，以下將著重在相關於該系統的「文化論述」進行意識型態分析；同時，為映照日本帝國資本主義政經結構的宰制，分析的主題則以前節所述該年代由日本當局國家機器強調的重要議題「同化主義」、以及台灣菁英階級倡導的「特種文化」論為對象。
「同化主義」在台灣，與日本帝國對台之資本主義化，是同時並進的；它表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政治上的帝國認同，二是教育機制中的意識型態宰制，三是社會中的文化霸權傳播過程。在這三個層面上，台灣人因為祖國的喪失而成為日本帝國國民、被迫接受日本當局進行的「國語教育」同化（矢內原忠雄，1929:150)，因此也僅能透過社會與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來促進台灣民眾的覺醒，反抗日本當局文化霸權的滲透，《台灣新民報》系統，正是作為此一反霸權的意識型態鬥爭場域而存在。史明（1980:477-478）認為，「台灣青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三大系統，可以說是同工異曲而成為台灣民族自決派的主流」，並對其後十年間的「台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從文化啟蒙的論域來看。《台灣青年》一共出版18期(1920-22)，這個階段該刊的論述主要集中於青年自覺、文化發展與地方自治之上，希望台灣青年效法「內地（日本）人青年及中華民國青年的純潔理想」，「以為我台灣共同奮鬥努力」（台灣青年雜誌社〈與青年同胞檄〉(蔡培火編，1920:1, 62）。在這個論述中，「內地」、「中華民國」與「台灣」三個符碼相互鼎立，在符號具和符號義兩者之上都十分明確地指涉了不同的意涵。這可以說，是當時政治條件下的必然分野，卻也隱喻了當時台灣知識青年在喪失祖國之後、屈辱於日本異族統治下，而希望經由「世界潮流」〈民族自決〉的鼓吹，重建台灣人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之表意。
相對應的則是，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正推動著「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要「竭力使台灣民眾也成為在世界上無可比擬的大和民族」(田健治郎傳編篡會,1937:386)。因此，《台灣青年》創刊號上首頁就是田總督的題字「金聲玉振」，而創刊號的主要內容也都幾乎集中在「同化」議題的討論上。其中最顯著突出的是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等三位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菁英對「同化」的觀點以及對台灣人的鼓勵（參考〈表二〉）。
表二、日本進步學者對「同化主義」的觀點對照表
學 者 |
對統治者「同化主義施政的論點 |
對台灣人之期望 |
泉哲 |
1. 經濟政策為從殖民地本位著手；2.文化教育政策形同「台灣勞動者養成所」、「納稅器械製造所」。 |
1 台灣非總督府的台灣，實為台灣島民之台灣；2.台灣島民之目標，應在於自治的台灣；不宜坐待總督府之設施，而必自當其任。 |
吉野作造 |
1. 遇見文化運動之成功，必須源於歷史及民族性；2.不能以台灣乃日本領土，台灣人亦即日本人，而將日本文化盡行移植台灣。 |
1. 諸君苟能文化的獨立，不只能與內地人真正協同，也能與全世界人類協同；台灣人要成為法律上的日本人，應先成為獨立的文化民族。 |
木下友三郎 |
1. 同化主義用意雖佳，但應使台灣人民在法律上政治上同享內地人之待遇，而非以「日本化」滅人固有語言、習慣及信仰；2.應普及台灣人之教育，不當存種族歧視。 |
1. 台灣有識階級應退養實力，使內地人與台灣人之差別減少；2.應徐圖努力，解決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 |
來源：（蔡培火編，1920:1, 4--18）
這些日本籍進步學者的觀點，雖然都對當時文化啟蒙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論述給予肯定，並批評總督府推行「同化主義」政策上的部份不當措施，但可以看出，他們基本上還是站在「台灣作為日本國家領土（內地延長）的一部份」的立場，希望台灣人在文化和「地方自治」等不致動搖日本國家機器的層面上「徐圖努力」。他們的目的，連溫卿（1954:125）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是為確保殖民地台灣及朝鮮，並企圖利用台人以策進中日親善」。
相對於此，當時台灣文化啟蒙論者想法又是如何？且以《台灣青年》編輯兼發行人蔡培火所撰〈吾人之同化觀〉（蔡培火編，1920:3,16-28）一文為例，分析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對「同化主義」的觀點。蔡氏這篇文章共七節，前四節談「自然的同化」，略謂其有助人類四海兄弟之理想，給予最高肯定；後三節則針對田總督所倡「同化主義」政策提出質疑，而以「人為的同化」加以論述。蔡氏的論述，認為：
﹝一）人為同化有其難點，原因在於兩方若「意思」、「個性」、「理性」相互不同，即不能「徒恃絕對之武力，而以極力之壓制及嘲弄強行此等企畫」。
﹝二）人為同化應附條件始有可能：（1）新領土狹小，且與其舊母國相懸離；（2）出於尊重個性、保障善良文化之舉；（3）取異身同體之精神與態度；（4）不取此（同化）政策為政策。
﹝三）台灣統治之同化政策「全然無責任」：（1）對我島民之教育方針為非促進同化者（如低級實業教育、內台人學園隔離）；（2）在人才登用方面，既有二十年之統治歷史，任命為巡察教諭者只有幾人，使內台人間相互懸隔；（3）他如漸禁鴉片政策、雜婚不承認、強令學習日本流之漢文、獎勵和服、街名日本化等，皆妨害同化之進展。
比照蔡氏對日本「同化政策」之觀點，與前舉進步日本學者之看法疊合，都不反對同化政策，只是反對完全「日本化」的同化。就此而言，已可看出，在統治台灣二十年後，日本當局其實已完全確立了對台灣的「霸權」，也達成了阿圖塞所言的意識型態的「再現」（representation）作用，即界定了台灣知識階級對存在的國家機器向他們「再現」的形式（Althusser, 1971:154）。
進一步分析，蔡培火的這個觀點，在《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論述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當時的總督府情報課對以蔡培火、林獻堂等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團體（由台灣新民會到前期文化協會及《台灣新民報》系統）的定位，是把這些文化啟蒙論者界定為相對於左派社會主義之溫和的「民族自決主義」派
(台灣總督府，1939：181-182, 456-458)。文化啟蒙論者基本上主張以文化啟蒙來追求民族自決，但在總督府「同化主義」的宰制下，欲求脫離日本統治又非易事，因此乃採取了緩和漸進的「合法」運動，呼應當局的「同化」論（內台人渾然一體）以求逐步達成殖民地台灣「地方自治」的目標。
1932 年元旦出刊的《台灣新民報》週刊以〈新台灣的建設〉為題發表社說，就表現出了文化啟蒙論者這種認同「內台同化」（外延意涵）以企盼達成「民族自決」（內在意涵）的意識型態「再現」：
我台灣要實行完全自治而發揮自由的生活，需以不分民族差別為條件，才能收穫善美的效果。若在內台人差別待遇的社會之中，因民族感情的作用，互相軋轢牽制，終必不能發現光明活潑的自由精神，這是不難想見的一回事。故欲建設新台灣的工作，在乎內台人渾然一體，純然沒有差別為其基礎要素。（林呈祿等編，1932:396, 2)
這樣的「表意政治學」，當時的文化啟蒙論者將這種表意解釋為「同床異夢」（蔡培火等，1971:20-22)。
其實，從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面向看，這和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成熟有關。史明就說，當時「台灣的地主、資本家普遍的與日本企業及日本資本主義開始發生經濟利益上的相互關係」，而導致了「在台灣解放運動上竟促使台灣的地主、資本家等新資本家階級及一小部份小資產階級從民族解放戰線開始後退甚至逃脫」(史明，1980:522-523）。這也使得這些受惠於日本帝國資本主義化的「新階級」，因為他們在日本統治下的階級位置，產生了「錯誤意識」(falseconsciousness )，從而像賀斯特(Hirst,1976:386)所說地產生了「主體經驗被扭曲，因而對現實（客體）產生錯誤認知」的結果（Bennett, 1982: 50）。
這樣的「錯誤意識」也表現在當時的台灣本土文化論述之中。
《台灣民報》創刊辭如此寫道「新刊本報，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智識，宗旨不外欲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台灣的幸福，求東洋的和平而已」(林呈祿等編,1923: 1.1)。從語言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場域來看，這樣的論述，根本上仍然依附在一個確定有「東洋和平」這個符號所表徵的意識型態上出發，而不是在創造屬於「台灣」的文化；換句話說，「我島的文化」之啟發，不是為了台灣文化及台灣主體的建構，而是為了依附於「東洋的和平」。
再以該報發行兼印刷人黃呈聰所撰〈應該著創設台灣特種的文化〉為例。在這篇洋溢著台灣話風味的論述中，黃呈聰依「台灣固有文化的淵源」、「領台後的文化」、「要調和內台的文化」及「要努力建設特種的文化」四小節論述(林呈祿等編,1925: 41.7-8)。黃呈聰延續著前述蔡培火(1920)對同化主義的觀點，首先在立場上贊成日本當局「將日本的物質文化移植於台灣」，但有條件地反對日本當局實施「不適合民眾的實生活」的強制同化政策；其次，他主張台灣文化應調和「極端保守固有（中國）的文化」和「極端模倣內地（日本）的文化」，同時強調，「我們台灣是有固有的文化，更將外來的文化擇其善的來調和，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這特種的文化是適合台灣的自然環境…而不是或有傾於中國，或有傾於日本，或有傾於西洋，為二重（等）生活三重生活，這是無利益的」。
類此力主「調和」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並藉以建設「適合台灣自然環境」的特種文化之論述，基本上決定了《台灣新民報》系統及其背後民族自決主義者此後在台灣文化論述及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上的基調。
儘管這樣的論述，配合著「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口號，仍然受到台灣總督府的高度疑慮，認為此一文化啟蒙運動究其極是一個對台灣人「喚起我們是漢民族的民族自覺，台灣要由我們台灣人自己來統治」的陰謀，並且認為文化啟蒙論者已經影響民心趨向、造成農民運動的歪曲發展以及學生滋擾事件的頻發(台灣總督府, 1939:168-176)等問題；但是，從深層結構以及其後文化啟蒙論者及其組成的主要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終於分裂（1927）而論，這種受到客體（日本帝國資本主義）侷限的本土文化論述，顯然仍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主體（「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意識型態），反而因為此一文化論述之猶疑在「同化／（有條件）反同化」的錯誤意識中，遊移在祖國（中國）文化與內地（日本）文化兩者的邊緣，而終至模糊了建立台灣真正獨有的「特種」文化的面貌。
陸、結語
《台灣新民報》系統從在東京創《台灣青年》月刊(1920)到《台灣新民報》日刊獲准發行（1932）的這一段期間，剛好是日本治台當局實施「同化政策時期」（王詩琅，1980b:11），一方面，是日本帝國業已躋身世界五大強權之林，在台灣的統治基礎也已穩固，帝國資本主義化的工程亦告成熟；一方面，是在一次大戰之後，民族自決風潮蔚然、民主主義盛行、而同時社會主義思潮亦開始湧動，台灣人民受此刺激，也有起身效法，爭取自主的強烈心願。這都使得日本治台當局不能不改變其統治策略，而降低以軍隊及警察這種國家機器宰制台灣的政策，朝向一個透過教育、傳播及介入常民生活（語言、風俗）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使用，企圖透過「同化主義」這個統治者的「霸權」（意味著某些形構的宰制並非藉由意識型態的壓制，而是通過文化的領導權達成），以贏取被宰制階級的接受(Hall,1982: 85)。
本文經由對此一時期整個政治經濟背景的耙梳，發現作為台灣人第一份報紙的《台灣新民報》系統，在面對來自統治者的「同化主義」霸權之前，雖然意圖藉由「文化啟蒙」的意識型態鬥爭達到「民族自決」的政治表意，但格於前述整體大環境情勢，以及組成這份媒介資本的資產階級結構、與在媒介中從事文化論述建構的知識份子之錯誤意識，都使得《台灣新民報》系統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鬥爭終於功敗垂成。
歷來台灣史學界對日治時期這段由民族自決主義者所領導的「文化啟蒙」運動，多從民族主義的向度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從「新民會」到前期「文化協會」(1919-1927)階段的台灣民族運動「深具民族意識」，或者強調它是「對異族統治不滿，在祖國意識影響下的非武力抗日」。本文則從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向度，在透視作為文化啟蒙運動的唯一媒介《台灣新民報》系統的資本結構背景過程中，發現這樣的「定論」有待檢驗。實際上，《台灣新民報》系統中由知識份子提供論述、由台灣資本家提供資金的結構，以及他們來自階級利益上對統治者文化霸權的妥協心態，一開頭就決定了日治時期文化啟蒙運動（在文化論述與民族自決運動上）民族意識的挫敗。
其次，本文進而透過意識型態分析，檢驗《台灣新民報》系統論域對統治者「同化主義」的表述在意識型態鬥爭場域中的位階。結果發現：就與統治者「同化主義」的意識型態而言，溫和的台灣文化啟蒙論者，基本上不反對「有條件的」同化主義（以蔡培火為代表），而反對宰制性的「日本化」。就此而言，文化啟蒙論者在意識型態上已接受了統治者的意識型態聲稱，「再現」了日本國家機器的存在，從而導致文化啟蒙論者原來有意隱藏在支持「同化主義」之下的「民族主義」，成為殘留的、並且愈來愈加模糊的，情感層面上的祖國圖像而已(史明,1980:688-690)。
最後，本文也透過對台灣文化啟蒙論者強調的「特種文化」論述，加以釐析。結果印證了在這些已經在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新階級」，並因為自身在國家之下的階級位階，在面對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所表意的「同化主義」過程中，認同了「同化」這個符號系統之後所接合的日本文化霸權，產生來自「主體經驗被扭曲而對現實錯誤認知」的錯誤意識；這也導致台灣文化啟蒙論者陷入「同化／（有條件）反同化」的意識泥沼中，脫身不得，只是不斷游移在祖國（中國）文化與內地（日本）文化的邊緣之間，終至喪失了建立台灣真正獨有的、具有主體性的「特種」文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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