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黑潮•美麗島

:台灣「黨外」[1]報業政治傳播路徑的歷史分

林淇瀁

 

* 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邁向21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1999。
* 張炎憲等編﹝2001﹞,《「邁向21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頁2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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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不可久,潮流終浩蕩。

──《美麗島》創刊號,〈民主萬歲〉﹝1979

 

一、緒言: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由黨外民主運動領導者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的《美麗島》雜誌創刊,這份以「民主不死,選舉萬歲」為號召,誓言要「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的政論雜誌,在由黃信介署名的〈發刊詞〉中把她的目標定位在「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之上,「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美麗島」﹝黃信介,1979﹞。

四個月後,「美麗島事件」爆發,《美麗島》雜誌版權頁上登出的社務委員、編輯、各地服務處主任多數被國民黨統治當局逮捕下獄,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到此受到重挫,出現斷層危機,暗夜籠罩。「民主真的不死嗎?」的問號浮上黨外支持者的心頭,也浮現統治者輕蔑的唇邊。

二十年後,當年的領導者黃信介於美麗島事件二十週年前夕過世,已經成為台灣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為「美麗島事件」舉行盛大追思活動,朝野、輿論紛紛肯定二十年前「美麗島」人士推動台灣民主的貢獻,參選民選總統的主要候選人也紛紛表示追懷肯定之意。「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了美麗島,豐收之日果然來臨。當年寫在「黨外政論」中的宣言「黑夜不可久,潮流終浩蕩」終於成真,在台灣人民呼吸自由的空氣之中,成為先知的預言。

作為禁忌的蒺蘺已經被解除,神話的假象已經被搗碎,當年《美麗島》雜誌──作為爭取言論自由的「黨外」報業,以及作為推動民主的政治機器──的論述及其實踐,都將回到台灣歷史的長廊之中,接受歡呼,也接受檢驗。

《美麗島》雜誌的壽命只有短短四期,隨著當年十二月十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的發生,該刊在事件發生後第三天,尚未進入任何法律審判程序之際,即遭新聞局處分停刊一年,並扣押出版品[2]。儘管在戒嚴年代這是所有黨外政論雜誌共有的新聞檢肅經驗,但《美麗島》雜誌的停刊更具體化了國民黨當時的新聞檢肅霸權,成為一九七九年前後台灣報業受到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掌控的象徵[3]。因此,檢驗《美麗島》雜誌的內容負載,究其政治論述及其傳播路徑,應該有助於我們瞭解戒嚴年代台灣黨外報業如何鼓其民主與人權的論述,衝決執政的威權體制[4]。這是本文撰寫的主要面向,也是本文的企圖:以台灣戒嚴年代中,威權體制與黨外報業之間存在的權力緊張關係為背景,進行歷史分析,來定位《美麗島》雜誌所扮演的台灣基進報業﹝radical press﹞角色,及其在台灣民主政治變遷過程中站立的歷史位置。

首先,我們得回到戒嚴年代,針對國民黨對新聞自由的箝制及其政策做一鳥瞰式的瞭解。

 

二、在黑夜裡搖啊搖:國民黨的「黨國媒體控制」

根據政治學者吳乃德的分析,在政治統治模式上,戒嚴年代的國民黨政權基本上採取以少數外省籍統治菁英為領導核心的威權侍從主義﹝Wu,1987﹞,通過這一統治,國民黨政權相對於弱勢的台籍政治菁英擁有更大的組織、強制力、意識型態、獨占利益等資源,足以作為威權侍從統治的後盾﹝林佳龍,1989:128﹞。表現在媒體控制之上,則是一如傳播學者李金銓所分析的黨、政、軍三結合﹝triple alliance﹞的政府控制﹝Lee, 1993﹞;李氏在另一篇分析解嚴後台灣廣電媒體藍圖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這個控制起於蔣介石與蔣經國所領導的列寧式政黨國民黨,而形成一個「黨國媒體控制」的特質,具體地說,表現在媒介政策上共有四個特點:第一,國家機器對大眾媒體的控制,主要依賴黨政軍的三頭馬車,來延伸兩位最高領袖的意志;第二,一方面用軍警特鎮壓異己,一方面用媒體塑造一套特定的世界觀,整個媒體系統屬於中央層級的一環,也由親近黨國結構的外省籍精英為主導;第三,對於媒體的控制亦分輕重緩急,報紙的管制雖嚴,但仍有內外之分,廣電系統則悉交黨政軍三結合直接操縱,而政論雜誌則因無「報禁」得以一枝獨秀;第四,台灣的廣電特權是惡質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李金銓,1993524-527﹞。

解嚴前的台灣報業正是陷入這種國家機器的意識型態霸權之下,在長夜中飄搖瑟縮,而七○年代更是因為台灣遭到聯合國除名,陷入外交困境,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思考台灣前途,「黨外」民主運動興起,本土文化運動﹝鄉土文學﹞、社會運動隨之而興,這都導致國民黨政權產生極度危機感,更加緊意識型態控制。台灣報業在「報禁」政策的籠罩下,基本上受到國民黨有效掌控,「黨外」的政治傳播空間在大媒體上幾乎從缺,於是小眾媒體的政論雜誌乃成為「黨外」民主運動人士進行政治傳播的主要論述管道。

國民黨統治當局施行的「報禁」政策起於一九五二年[5],這個政策簡單地說就是「限證」﹝限制新報登記﹞、「限張」﹝限制發行張數﹞的政策,國民黨當局美其名為「節約戰時報紙用量」,實際則在控制新聞,進行政治壓制﹝馮建三,1992:159﹞。直到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府解除報禁,凡三十六年間,台灣的報紙家數維持三十一家,形成一個有效壟斷的報業生態:政府有效防止了政治異議的進入,現有報業則有效防止了報業市場挑戰者的加入,可謂各取所需,這個部分的新聞壟斷,幾乎未曾受到三十一家報業的反對。

「報禁」之外,則是法律的限制與行政的干預,一九五二年三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出版法》,同年十一月內政部公佈《出版法施行細則》,其中第二十七條就賦予地方政府「基於節約原則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調節轄區內之新聞紙、雜誌之數量」行政裁量權,這也被視為當年報禁政策的法源依據﹝薛化元,1996:256[6]。尤有甚者,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行政院提出了「出版法修正案」,進一步將施行細則違憲條款納入母法,並增列政府可以「撤銷登記」條款。這個修正案的提出與通過,不但引起報業的反對與批評,也遭到《自由中國》雜誌批判,認為該法「為中華民國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後的喪鐘」﹝社論,1958﹞,從此國民黨威權當局擁有了可以不經司法審判,以行政干預手段直接對於出版品處以警告、罰緩、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定期禁止發行,以至於撤銷登記的行政處分[7]。台灣報業的新聞自由到此完全由國民黨威權當局宰制掌控。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出版法再經修正施行,該法共分六章四十六條;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出版法施行細則修正公佈,共三十五條。出版法從此成為管制出版品的首要法律。在出版法中,其中有關限制登載的法條有三﹝第五章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而最受疵議者,其實是在出版法賦予行政機關行政處分權,根據尤英夫﹝1991:19﹞的分析,「出版法中規定有五種行政處分[8],均由主管官署逕予行政處分,且其裁量權限甚大,又不需經由法院審查,實有礙出版自由。又由於檢舉與處罰機關均屬同一單位,亦有違反適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誠如李金銓所分析,國民黨的新聞政策乃就採取介於(中共的)鎮壓(repression)與(香港的)拔擢(cooptation)之間的收編(incorporation)模式。具體地說,在解嚴之前,戒嚴令下的台灣政府對新聞的收編,包括對報業經營者的鎮壓和拔擢,兩者並且同時而間歇進行。報業於是政治地成為政府微妙的輔助的依賴機制,而非全然的政府代言人。願意依順者享有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不願順服的則遭壓制﹝Lee,1993﹞。

大媒介如此,要不就是依順,要不就是被處以停刊查禁處分,而依順顯然是唯一的選擇,因為觸犯出版法事小,更嚴重的則是戒嚴法,以及執行這個「法律」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伺候。其中關於新聞自由管制的是「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共十一條﹞,限制所有出版物不得刊載之內容﹝第三條,共八款﹞,並可由警總逕行查禁獲扣押出版品,報紙遭查禁、定期停刊,乃至於報業經營者遭叛亂罪嫌指控下獄,則更加「扮演了摧殘出版自由的殺伐角色,使憲法保障出版自由的規定成了具文」﹝尤英夫,1991:15﹞,這更對台灣報業的新聞自由表意產生寒蟬效應。

戒嚴年代中的黨外雜誌政治論述,就是在國民黨如此嚴密的控制之下,尋求空間,屢仆屢起,通過相當有限的發行份數,短暫的發行時間,毫無任何廣告資源,並且冒著遭到查扣、停刊、搜查、逮捕的危險,在國民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宰制之下,進行民主運動,與威權當局的意識型態和統治機器對決。在黨外政論雜誌的這樣一條主線下,民主潮流才有可能時隱時現,最後衝決國民黨的戒嚴長夜,為台灣的民主今日帶來曙光。

三、典範在宿昔:《自由中國》雜誌的苦鬥

《自由中國》雜誌在這樣的暗夜裡發出了第一陣的潮聲。一九七九年八月,《八十年代》雜誌曾經為《自由中國》編輯選集,計出四冊,分別是《地方自治與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以及《反對黨問題》,根據〈選集總序〉,這樣選的原因有三:

第一,在《自由中國》工作重點中,這四個題材佔著相當大的比例,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雜誌工作的重點,因而也代表著當時參與的自由主義者努力之所在。

第二,這四個題材所牽涉到的問題到今天仍然是「歷久彌新」,並構成我們政治、社會上最大的糾結。

第三,這四個題材可以粗略地構成政治活動的輪廓。從權力制衡的觀點來看,……﹝四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能正常運作的前提與保證。﹝編輯部,1979:11-12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編輯觀點其實也說明了台灣黨外政論雜誌與政治運動的延續性。這套選集,一方面彰顯了《自由中國》在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一方面也標舉了黨外政治雜誌在台灣民主運動中作為助燃器與掀潮者的意義。編選者強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六十年代以後在台灣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時代的看法、願望和努力都受《自由中國》雜誌某種程度的影響」,因而該刊「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國家時代的看法、願望和努力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必要的參考架構」﹝編輯部,1979:9

《自由中國》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於一九六○年九月[9],總計出刊時間近十一年。這份政論雜誌的誕生源於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死滅則因為國民黨的新聞箝制政策。《自由中國》創刊於國民黨撤退來台之際,它的誕生與創辦者雷震在中國四○年代政治協商時期與蔣介石建立的親密關係有關,當時的雷震站在「擁蔣主戰」的立場,堅持反共並且阻止李宗仁領導的政府向中共投降,從而在來台後創辦《自由中國》。歷史學者薛化元﹝1996:76﹞認為,雷震及其主導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及官方的關係是「由密切交融而摩擦,進而形成彼此關係的緊張,由緊張而破裂,最後導致彼此對抗」[10],而其關鍵就在於《自由中國》的言論與主張「和官方的立場越行越遠的結果」。這個部分,無一不與國民黨當時愈加緊縮的新聞箝制政策有關。

固然,《自由中國》雜誌的政治論述,多屬民主憲政議題,如薛化元就將《自由中國》言論的具體內容細分為二十項[11],但是關於「表現自由及出版法」議題的言論,「在1297篇有關台灣的民主憲政主張的文章中,有關基本人權的有210篇,佔16.19%,其中表現自由部分有151篇,佔有關基本人權中的71.91%」﹝薛化元,1996:181﹞,由此可見,在國民黨透過出版法修正及戒嚴體制加緊箝制台灣報業的新聞自由的同時,《自由中國》為了捍衛新聞自由作為政治論述基石的用心;相對的是,在《自由中國》堅持新聞自由理念,鋪陳其民主憲政論述的同時,國民黨也為了捍衛它的威權統治而強化了箝制新聞自由的決心。《自由中國》的停刊與雷震、傅正的被捕,從這個角度來說,是作為新聞箝制的祭品而存在的;同時它也表現出鮮明的自由主義政治秩序觀﹝錢永祥,1988﹞。

《自由中國》雜誌除了在政治論述中標舉自由主義、民主改革的特質之外,它在後期介入的政治運動模式,也為其後的黨外雜誌樹立了典模。《自由中國》直到一九五九年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時開始正式與國民黨決裂,走上積極籌組反對黨的政治運動、參與台灣地方選舉的政治實踐。從主張到實踐,雷震於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召開一場針對地方選舉結果的檢討會,結合了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者與台灣地方政治人物討論之後,決議「另組新的強大反對黨」﹝李筱峰,1987:75﹞,揭開了其後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序幕,《自由中國》雜誌並自當年七月起開始宣揚建立新黨的理念和討論[12],就在這年九月《自由中國》發表〈大江東流擋不住!〉的社論,強調組黨的正當性的同時,雷震、傅正以「涉嫌叛亂」罪嫌遭警總逮捕,《自由中國》被廢,留下他們一再強調的憲政民主改革議題,成為接下來的黨外民主運動的目標,也成為黨外政論雜誌延續的論域。

今天回過頭去看《自由中國》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在台灣自由報業[13]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14]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與當時也一樣和國民黨苦鬥的大媒介《公論報》[15],猶如雙璧輝映,都令後來者動容。這是《自由中國》在台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其次,《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 /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七○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併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微火已經點亮,《自由中國》的夢雖遭暗夜吹熄;但只要民主的火種仍在,總有繼續發光之時。

四、黑潮洶湧:七○年代的黨外運動與《美麗島》

國民黨在進入六○年代的同時,解決了雷震《自由中國》的雜音,也壓抑了李萬居《公論報》的氣焰,這使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因而更形穩固、平靜、無聲。整個六○年代的台灣報業,顯得蒼白、荒涼而了無生氣。這個時期,雖然出現了《文星》雜誌,「一直維持在文化思想的領域上做開拓工作,卻小心地不碰政治問題」﹝林濁水,1982:50﹞,儘管如此,在政治檢肅之下,仍然三度遭禁,到一九六五年還是逃不過停刊命運。

六○年代也是國民黨全面且徹底控制言論、出版自由的年代。在這個階段中,報業、文學和公眾都受到政府全面的總動員。一九六六年中國開始進行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無力威脅台灣,更使得國民黨游有餘刃於鞏固權力,警總的檢肅控制更形擴張,開始更綿密的剷除政治與思想異議者的工作,對報業的抑壓也更制度化,更不留情[16]

這使得《自由中國》拋出的民主與憲政改革議題,要到進入七○年代之後,才因為台灣國際處境的孤立因素,被新生的黨外運動所銜接起來。

如所週知,一九七○年「釣魚台事件」發生;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並簽署上海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導致了新生代知識分子不能不因此反省與沉思:「如果台灣不能繼續代表中國,則台灣是什麼?」﹝陳芳明,1999﹞。同時,蔣經國也開始了權力接班的準備,年輕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成為他收編的對象﹝若林正丈,1989:37﹞。《大學》雜誌於是在這個背景下創刊,也在蔣經國的支持下提出了「國是九論」[17]等主張,他們小心翼翼試圖延續《自由中國》的民主改革路線,卻也沾沾自喜於他們和蔣經國的接近是「智者」與「權者」的對話。《大學雜誌》因而隨即在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擔任閣揆之後於次年元月分裂瓦解[18]。部分精英入閣成為政壇新貴,部分精英慘遭拘捕,而部分本土民主改革精英則開始了「黨外」運動的論述與實踐,並且將《自由中國》的主張納入這個論述網絡和實踐路線之中來。

蔣經國擔任閣揆之後,亟思表現他與蔣介石的不同,這種路線特別表現在當他面對反對運動的民主化與台灣化發展方向﹝張茂桂,1993:244﹞,所採行的有限度的民主化與選擇性的本土化政策之上[19]。有限度的民主化,是上任後施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以擴大政權的合理性;選擇性的本土化,則是逐步起用並收編台籍政治進入政府與黨的部門,降低台灣人民對權力分配傾斜的不滿情緒。既然是民主化、本土化,因此無可避免地也要容許報業的一定程度的自由、定期選舉階段民意一定程度的開放,這提供給黨外民主運動較諸於《自由中國》時期更多的空間和舞台。但是,也由於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本土化是選擇性的,從而不能也不願徹底改革,舊的威權體制、警總的言論檢肅都仍存在,這也提供給黨外民主運動深耕的土地。蔣經國的做法使得黨外人士因而「得以點燃本土民主運動的火花,同時也意外地鋪出了足供政論雜誌成為有力的組織者和資訊傳播者的路徑」﹝Lee,1993﹞。

於是,由台籍政治人物主導的第一本台灣政論雜誌《台灣政論》,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一九七五年四月,強人蔣介石過世,同年八月,由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創辦的《台灣政論》問世。《台灣政論》的出現,當然也與七○年代社會變遷過程出現的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形成,及其所構成的變革力量有關。杭之指出:

在一九七○年代中期,由於內外情勢所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這股變革力量,開始發生作用,強烈地要求改革。繼一九七一─七三年間,由「大學雜誌」集團主導之台灣青年知識分子政治改革運動隨國民黨權力接班的完成而沉疾後,這股變革力量的一部分開始與草根的既有反對力量結合,因而使後者開始突破舊有格局,在動盪的內外情勢衝擊下,相互激盪,而形成《台灣政論》以來的黨外民主運動。﹝杭之,1990:75

這也使得《台灣政論》的政治論述,一方面延續了《自由中國》與《大學》的民主改革聲稱,另方面則進一步要求台灣人應享的政治權力。他們主張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及報禁,也力促國民黨應推動務實的外交,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雖然該刊總計只出版五期,便遭警總停刊,但是黨外政論雜誌從此卻風起雲湧,勢不可擋。

一九七七年舉辦的省市議員、現市長選舉,提供給黨外新生代政治人物試劍的絕佳機會,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爆發中壢事件之後,許信良以黨外身分當選桃園縣長,黨外在這次選舉中總共獲得四席縣市長、廿一席省議員、六席台北市議員的佳績,這給黨外運動帶來莫大的鼓舞。中壢事件籍選舉的結果被視為「台灣現代歷史的一個分水嶺」,而接下去為了迎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舉辦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則促成了黨外由單打獨鬥走向組織化,黨外人士於這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十二大政見〉[20],形成了「準政黨」﹝semi-party﹞的態勢。反過來說,這也給國民黨帶來極大的壓力,並造成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王振寰,1989:97﹞。這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正式宣佈將於次年一月一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蔣經國下令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限期延期。外交的倒挫,讓國民黨驚慌失措,卻也同樣讓國民黨因而足以暫時解除黨外勢力的立即威脅。

國民黨面對黨外勢力的形成,加上這個階段中設於台中的《台灣日報》開始大幅報導黨外省議員在省議會中對國民黨的批評,省議會成為黨外人士和國民黨進行抗爭對話的新聞重心,國民黨面對《台灣日報》的干犯禁忌,最後乾脆再一九七九年由軍方出資買下《台灣日報》,封鎖黨外政治傳播的通道。面對大媒介空間的遭到封鎖,黨外在此一階段先後創辦《這一代》﹝1977﹞、《新生代》﹝1978﹞、《富堡之聲》﹝1978﹞等旋出旋禁的黨外雜誌[21]、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創刊的地下報紙《潮流》[22]、五月創刊的《八十年代》、八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則把這股風潮推到最頂點。

《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將已經形成的黨外勢力集結到以雜誌社為名的組織之中,同時也將不斷遭到國民黨統治當局檢肅打壓的黨外政治論述匯集到刊物之中,構成了既有運動性格﹝組織﹞、又具論述能力﹝思想﹞的特殊政團特色。因此,《美麗島》既是黨外民主運動的決策中心,也是黨外報業的媒體中心。組織化的決策中心,挑釁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基礎;思想性的媒體中心,挑戰的則是國民黨有效掌控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兩者均為當時的國民黨威權當局所難容。而當時黨外雜誌的左派性格﹝類社會主義論述﹞,使國民黨將黨外運動視為「共匪」的外圍組織;黨外人士的民族屬性﹝多屬台籍身分﹞,又使國民黨將之定位在「台毒」的政權的危機之上。這兩種複雜的威脅感,最後終於導致國民黨使用武力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齊出的手段,作為解決辦法。「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及其後展開的大逮捕,是武力國家機器對黨外運動的意圖徹底殲滅;「美麗島大審」的公開及透過大媒體大幅報導與批判,則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對黨外報業及其論述的意圖完全清洗。不過,國民黨威權當局的這兩項努力和打算,到了八○年代就已證明它的失敗與失算,其一,是因為大審「引出了一批辯護律師」,後來成為黨外運動的名角;其二,是使得更多的黨外雜誌紛紛出現﹝李筱峰,1989:246-247﹞,而這兩者對於解嚴前的國民黨統治帶來的是更大的衝擊。

五、民主萬歲:《美麗島》雜誌的論述及政治傳播路徑

二十年後的今天,打開四本沾有塵灰風漬的《美麗島》雜誌,我們會發現,當年這本雜誌是作為黨外新生代政治運動的公共論域而生的。就它的政治傳播角色來看,相對於國民黨威權體制中的主流媒介,《美麗島》「在言論上、意識型態上與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所發動的種種文攻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為群眾運動之衝擊威權體制的正當性提出辯護,並否定威權控制本身的正當性」﹝杭之,1990:108-109﹞,這樣的傳播取徑,有點類似學者卡倫﹝James Curran﹞在他一篇論及傳播、權力和社會秩序的文論中所說,「新菁英分子的興起和新傳播的發展,製造了許多緊張與對立,進而鬆動整個舊有的權力結構」﹝Curran,1986:212﹞一般,《美麗島》雜誌的政治論述意味的正是對國民黨既有威權結構的否定。

這個否定在該刊創刊號的「黨外政論」〈民主萬歲〉[23]中被一再提出:

──防止、對抗這﹝軍事特務統治﹞悲劇的上演是半年以來新生代政治運動的主要意義所在。

──現在我們要迎接新的時代,我們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努力追求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我們實現新生代政治運動的目的──培養新生代的生機,創造更合理的社會!抗拒、防止軍事特務統治就是追求民主的第一步!

──違反民主原則,不能照顧廣大人民意願的「選舉罷免法」一如軍事特務統治,都是違反民主大潮流的,我們反對它,一如反對軍事特務統治。﹝本社,1979a:4-9

反抗軍視特務統治,要求民主,它背後更深層的意涵乃是反抗國民黨的「戒嚴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因此可以簡化為「反戒嚴,要民主」的論述基調。檢視《美麗島》雜誌四期刊載內容,無一不是建立在這樣的基調之上。

從這個基調出發,《美麗島》雜誌的論述標的與衝撞對象當然就是威權統治當局的權力正當性乃至合法性。具體的反對議題,則落實到創刊前一年〈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十二大政見〉之上,特別是在政治人權的訴求部分,舉凡憲政改革,含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開放報禁、開放黨禁等主要議題都成為《美麗島》論述的重心。然則,在威權體制之前,在意識型態霸權之下,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便已受到統治當局的箝制,像哈柏馬斯﹝J. Habermas﹞所強調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24]的論述空間在當年的台灣根本不存在,在警總與新聞局不斷的查禁、沒入乃至停刊的威脅下,都使以《美麗島》為主的黨外報業政治論述受到傳播通道的考驗,而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爭取或突破,也就成為《美麗島》四期期期不能不觸探的議題。

《美麗島》第二期刊出的〈我們決心為言論自由奮鬥到底──對當局一再濫權查禁書刊的抗議〉一文具體顯現了國民黨當局無視憲法、查禁書刊的作為,也突顯了《美麗島》等黨外報業[25]的這種無奈。這篇聯合聲明強調國民黨除了以出版法及其施行細則限制出版自由外,「治安單位又經常任意查禁與執政黨意見相異之之言論著作,致使……人民天賦的自由權利因而隨時橫遭執法者任意的破壞」,「故為保衛民主政治,為擁護憲法尊嚴,我們願承繼先人遺烈──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決心為言論自由奮鬥到底」。

傳播通路和管道的全面遭到封殺[26],即使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之後,雜誌登記解除之時,依然是黨外報業的家常便飯,他們因而在抗議之外,開始與檢肅單位大玩「躲貓貓遊戲」:一是登記的「法律對策」,預先申請多張雜誌執照,一份被扣,另一份隨即遞補,最有名的例子是「八十年代」系列,計有《八十年代》、《亞洲人》和《暖流》等三張登記證;其次是印製的「分散對策」,雜誌印製分散多家印刷廠,以備警總和新聞局人員查扣其中一家印刷品後,他家仍能印製出售;三是行銷的「禁售對策」,黨外報業長期以來被查禁的結果,導致政論市場出現「反常現象」,一經查禁,勢必暢銷,因而多數政論書刊開始以遭內容遭查禁為編輯、行銷策略,以碰觸國民黨禁忌,來強化市場及傳播通道。進入八○年代後,這更形成黨外報業的生存法則﹝Lee,1993﹞。

對抗威權當局的言論與出版壓制,是為了爭取更多的群眾力量,來達到鬆動國民黨威權政權的政治改革。《美麗島》雜誌時期的內容,因而也由此發展出一條主軸,那就是通過雜誌內容與訴求,向台灣新興的中產階級傳播民主改革的正當性,揭穿國民黨「法治」假面﹝依法治理﹞與神話﹝惡法亦法﹞的合法性危機,最後反歸到天賦人權論之上。

第三期的「黨外政論」〈民主、法治與合法性危機〉就相當清楚地建構了這個主軸。這篇社論基本上是黨外報業針對國民黨控制的主流報業散佈的「法治」神話的反撥。從七七年中壢事件發生後,黨外運動因為它的群眾運動性格,以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產生合法性的挑戰,這時國民黨的策略就是把黨外運動、群眾運動定位在「不法活動」、「擾亂社會安定」的污名[27]之下,透過主流媒介﹝報紙、電視與廣播﹞的議題設定增強民眾的刻板印象,同時宣揚「要民主,也要法治」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要法治,所以即使是惡法,在尚未改變前,人人都得一體遵循,否則社會秩序就勢必崩解、社會安定就不可期。這篇社論認為這樣的「法治觀」乃是「統治者的法治觀」,因此加以反駁,認為民主與法治並非對立的概念,而是相輔相成的概念,因為:

法治的根本意義是:政府除執行已被週知的規律以外,不得對個人行使壓力。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法治,是針對政府之壓力以限制政府,法治之所以不強調顯制人民,乃是因為國家掌握了具壓迫性的鎮制力量。……只有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才可以說:民主必須以法治為基礎,否則無法落實。﹝本社b1979:4-6

從而,談法治,就必須兼談「權利的尊重」、「義務的履行」,只有兩者的平衡才創設了法秩序。否則,就會帶來法秩序的崩潰,產生政府合法性的危機。

通過這個清楚的論述,《美麗島》雜誌的論述意理於是回到憲法與人權的聲稱之上。憲政改革與人權保障,本來就是民主機制一體的兩面。這在尤清的論述中也被明確強調。尤清﹝1979:40-41﹞引述德國學者G.Radbruch的「法的價值思想」在於:一、正義性,二、合乎目的性,三、法的安定性,當法的正義性和安定性衝突時,則不追求正義的法律就是「不正當的法律」,這種完全否定人權的法律當然無效。由此,《美麗島》雜誌的論述,四期多集中於憲政與人權之上,而人權論述及其運動,也就成為《美麗島》雜誌抵抗威權統治當局最素樸、也最直接的利器。

通過憲政與人權的訴求,《美麗島》政團﹝雜誌論述與運動實踐﹞找到的這個著力點,在創刊前後,進行全台的宣傳和組織,一方面抨擊駁斥當政者的違反憲法、違反人權、違反民主,一方面則希望整合全台黨外政治人物與支持者力量,凝聚集體性的反對意識。他們的訴求獲得人民的迴響,創刊號發行了六萬五千本、第二期賣出八萬七千本[28],而且期期遭禁,到遭到停刊止;而組織也由創刊之際六十一名社務委員,到第四期增加到九十一名,各地服務處則由○擴增到全台十一處、全美一處。這個沒有黨名的「準政黨」﹝semi-party﹞,以《美麗島》雜誌的媒介論述,通過政治傳播功能的發揮,已經建立了它的散佈全台的準地方黨部,而美麗島雜誌社則儼然成為黨外運動的中央黨部與指揮中樞。

《美麗島》雜誌論述細部的文本分析,有待另文探討。質言之,以《美麗島》雜誌為主的眾多黨外報業,在二十世紀七八○年代扮演的,是類似於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工人基進報業﹝radical press﹞的角色。當時以英國工人階級為政治動員對象的基進報業為了對抗政府以「煽動」、「誹謗」罪名,以及運用所謂「債券系統」﹝security system[29]的報業發行許可制,箝制他們的論述與傳播路徑,開始頑強抵抗,他們透過政治與工會組織分支機構,建立閱讀左派報紙的管道,同時銜接本土的忠誠,強化工人的階級性,培養出了階級間的戰鬥氣氛,為政治行動的效能儲備了實質的能量;同時這些基進報業也直接幫助工人運動的建制化發展,賦予工人階級運動人士身分,對工人階級提出國家的方向,將社會行動轉化為全國性的運動,透過提供社會分析,挑戰核心威權機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Curran,1986:225-226﹞。固然,台灣黨外報業甚少左派空間,階級問題也較少在黨外民主運動中被強調,但兩者面對的當局打壓與相應的政治傳播策略與路徑,則幾乎不謀而合。《美麗島》雜誌在短短期間內通過民主、人權的論述與傳播,對台灣社會造成的衝擊,正是台灣威權侍從體制開始趨於鬆動崩垮的預兆。

六、結語:自由報業與政治機器的變體

彌立本﹝R. Miliband﹞在他著名的《資本主義國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一書中曾經針對國家如何透過市民社會的機構與制度﹝如大眾媒介﹞鞏固其合法性,有相當精闢的分析,他的結論是:

 

大眾媒介無法完全保證保守的論調……,但是它們卻可以營造順服的情境,其方法不是壓制所有的異端觀點,而是把那些與共識不同的見解,視為邪說異端。﹝Miliband,1968:182﹞

以戒嚴年代國民黨機器嚴格掌控的媒介環境來看,相對於國民黨統治合法性,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這一脈而下的黨外報業及其政治論述,被統治當局以及當時的主流媒介視為邪說異端、「動搖國本」,因而也就不足為奇了。而《自由中國》最後以雷震被捕終、《美麗島》最後以「美麗島事件」結,則是國家機器在無法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抵擋它們對合法性的挑戰之後,祭出的武力型國家機器的鎮壓罷了。

弔詭的是,由於「美麗島事件」震驚國內與國際社會,卻導致國民黨威權當局更大的合法法性危機,這與一九六○年代國民黨逮捕雷震之後的寒蟬氣氛顯然大相逕庭,也迫使蔣經國籍其統治機器被迫採取公開審判的方式表現國民黨「依法而治」的形象;此外則是在公開審判過程中,容許大眾媒介﹝主要是報業﹞充分報導審判過程。後者其實也暗藏政治傳播策略,國民黨統治者意在經由主流媒介的營造順服的情境,定位黨外人士論述的「異端」性,從而進一步鞏固政權的合法性,無異於在法庭審判之外,輔以「媒體審判」﹝蔡篤堅,1996:312﹞;實則報業在審判期間連篇累牘,巨細靡遺的報導,卻更清楚地讓人民完整地接收到黨外運動的資訊,而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這一脈相承的黨外報業論述也因此具體地跨出了小媒介的侷限,廣泛地通過被告的法庭陳述傳播出去。因此,從政治傳播的角度看,「美麗島大審」固然在法律上證明了國民黨國家機器有效控制國家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則突顯了國民黨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危機,而在傳播上,國民黨國家機器卻提供了法庭以及大眾媒體,給予黨外基進報業最完整的政治論述空間,來審判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違反憲政、違反人權、違反民主,而益加強化人民對於執政者合法性的質疑,八○年代之後,報禁解除之前,黨外運動與黨外報業的持續性發展,說明了這樣的結果。

這裡有必要將《自由中國》與《美麗島》的論述風格及其傳播策略做一比較[30],根據李金銓的分析,「比較起來,五○年代的《自由中國》與八○年代的《美麗島》在風格、訴求或策略上都相當不同」。他認為,就扮演的角色而論,《自由中國》採取的是傳統的「諫諍者」的角色,論述風格亦復如此;而《美麗島》雜誌則扮演了「反對者」的角色。其次,由雜誌的刊名來看,也表現出它們由「抽象的中國」到「具象的台灣」的不同興趣。第三,在論述觀點上,《自由中國》代表自由派外省籍知識精英的觀點,其讀者侷限於都市知識份子、教師和政府職員;而《美麗島》等黨外報業則吸引中產階級和草根人士。最後,由傳播策略上,《自由中國》是精英取向,《美麗島》則是大眾取向。﹝Lee,1993

李金銓的這個分析,深刻清晰,也點出了《自由中國》與《美麗島》由諫諍者走向反對者、由抽象中國走向具象台灣、由菁英路線走向大眾路線的特質與過程,不管是在民主政治運動,在黨外報業發展,乃至於台灣大眾傳播歷史的走向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三個特質的變遷。

回到《美麗島》雜誌的政治傳播路徑來看,我們因此可以將它定位為一個自由報業與政治機器的變體。作為爭取言論自由的報業媒介,《美麗島》雜誌這個刊物紹接了《自由中國》雜誌以降黨外政論雜誌的自由報業理念,成為「社會異議的發條、政治反對者的中心,以及破壞官方意識型態不可缺少的利器」,「打破了政治界限、拓寬了新聞報導,並且撕碎了政府的意識型態霸權」﹝Lee,1993﹞。而作為推動民主的政治機器,《美麗島》雜誌社這個組織則「標誌著七○年代民主理想追逐者的一個里程碑」,以該刊為核心的黨外政團形成「沒有政黨命名的組織」,「隨著雜誌分社的普遍成立,形同一個黨的支部機構儼然在台灣各地出現,甚至遠在海外也有分社」,而使得反對力量壯大,讓「政府當權者也日益陷入警戒焦慮的深淵」﹝陳芳明,1999﹞。

也在這一個自由報業與政治機器的變體之上,《美麗島》雜誌在戰後台灣報業史中建立了「基進報業」的模式,而與一九二○年代起自《台灣青年》的台灣新民報系相互輝映。它們在略似的威權統治之中,既為爭取被統治階層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理念發聲;也為建立抵抗統治階級的反對組織而糾合群眾展開實踐與運動。類似的「基進報業」的出版,從而是政治的傳播,而非知識的或資訊的傳遞,意在抵抗統治者意識型態國家器的運轉,去除統治者加予的污名,同時集結被統治者的力量、傳揚其新聲、凝聚其共識,質疑統治機器的合法性,進而鬆動其統治基礎,衝決威權體制,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二十年後的今天,重新檢驗《美麗島》雜誌的內容負載,究探其中的政治論述及其傳播路徑,足見以《美麗島》為代表的所有戒嚴年代發行的黨外報業,如何在大媒體及主流報業無法克盡媒介責任、監督政府的同時,鼓其民主與人權論述的合理聲稱,衝決執政的威權體制,使得台灣政治回歸民主、台灣報業重獲新聞自由。本文以戒嚴年代威權體制與黨外報業之間的權力緊張關係為背景,進行歷史分析,將《美麗島》雜誌視為這個基進報業典範的代表,並且突顯它介於自由報業與政治機器之變體,因而也有以史為鑑,提醒台灣社會與媒介莫再噤聲沉默、容許任何威權機器重生的用意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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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關於「黨外」的符號意涵,根據歷史學者李筱峰﹝1989:240﹞的解釋:「黨外」一詞,原本只是針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自從黃信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一詞大量運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號誌。在這個界定含糊、定義籠統卻又簡短的號誌下,一些政治異議分子經由數次的選舉而逐漸凝成一股在野的政治運動。

本文使用的「黨外」意涵,基本上沿用李的定義,而進一步將之鋪陳於「黨外」政治論述具載的媒介,謂之為「黨外報業」。

[2] 根據當時統一發稿的中央社電,新聞局根據的是「出版法」第卅二條第一款及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而主要的「罪狀」就是「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

[3] 根據史為鑑的《禁》一書〈禁書大觀〉﹝1981:271-274﹞附表整理,光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年兩年間遭「勒令停刊處分的雜誌就有《夏潮》、《這一代》、《鼓聲》、《富堡之聲》、《村里鄰快訊》、《美麗島》、《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鐘鼓樓》、《疾風》、《海潮》等十二家,除《疾風》之外,餘皆為黨外雜誌。

[4] 關於「威權體制」的根本特徵,杭之﹝1990:102﹞如此界定,其威權權力機器有非常有效的能力去預防那些有害於其權力與利益的政治結果出現,而即使出現了這樣的政治結果,它也有能力將之粉碎,此外,它不但在程序上控制著國家、社會的各種決定,而且是實質控制著。

[5] 一說一九五一年,根據的是行政院四十年六月十日台四十﹝教﹞字第三一四八號訓令弟七點:「台灣省全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為節約用紙起見,今後所申請登記之報社雜誌通訊社,應從嚴限制登記。」﹝參史為鑑,1981:267﹞。

[6] 其實報禁的法源依據不限於此,根據尤英夫﹝1991:18﹞的說法,「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一日前,實施報禁的法律依據,戒嚴法與國家總動員法均曾被引用」。

[7] 見該刊社論,〈國民黨當局應負的責任和我們應有的努力〉,《自由中國》雜誌,卷19,期1195871日﹞,頁3-4

[8] 依出版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這些行政處分按其輕重分為警告、罰緩、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定期禁止發行與撤銷登記五種。

[9] 一九六○年,《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與編輯傅正遭國民黨以叛亂罪逮捕,該刊隨即遭停刊處分。

[10] 關於細節,可詳薛著第三章﹝薛化元,1996:73-176﹞。

[11] 這二十項議題分於七大類中,分別是憲政基本精神、基本人權、中央政府體制、政黨、地方自治與選舉、基本國策、憲法變動等。﹝詳薛化元,1996:179-180

[12] 這些論述,分別有殷海光〈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楊金虎〈我們衷心的期待的反對黨〉、雷震〈駁斥黨報官報的謬論和誣衊〉和傅添榮〈論組黨與反共復國的契機〉與等,分別刊於《自由中國》232-5期。

[13] 關於「自由報業」理念,最早源自英國文學家密爾頓﹝John Milton﹞於1664年發表的《出版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他主張「意見的自由市場」,認為政府不能限制理性辯論的自由,在意見市場中,不應有任何人為限制。這個觀念,其後成為西方報業的主流理念。﹝Schramm, 1957

[14]所謂「小媒介」,相對於「大媒介」,指的是小眾媒介,凡屬以特定階層、興趣、地域、族群為對象,特定議題為內容,而其發行範圍未能普及於大眾接近範圍者均是。《自由中國》以及其後的黨外政論雜誌都符合此一定位。這種小媒介有其天生侷限:如它們能觸及的大眾通常限於對政治高度關心的個人或小團體,訊息傳播迂迴而緩慢。

[15]《公論報》是台灣五0年代另一個為自由而戰的報業,由李萬居在二二八事件後創辦。李和雷震都是籌組新黨的要角,因而觸犯禁忌,導致《公論報》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記者與編輯多遭逮捕,最後因國民黨介入改組而被迫交出經營權,並且受到法律案件的糾纏。﹝詳陳國祥等,1987

[16]當時警總大肆逮捕政治犯,而又以媒體界人士為主要對象,如1966年發生逮捕《台灣新生報》二十名記者編輯事件,1968年逮捕中廣節目部經理崔小萍,同年,作家陳映真、柏楊被捕,1970年《文星》主編李敖被捕,1971年《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被捕等案件,都足見六○年代國民黨箝制新聞自由的鐵腕如何厚重。

[17] 一九七二年元月,《大學》雜誌慶祝四週年紀念,同時發表「國是九論」:一論基本人權,二論人事與制度,三論生存外交,四論經濟發展方向,五論農業與農民,六論社會福利,七論教育革新,八論地方政治,九論青年與政治。﹝李筱峰,1989:234

[18] 詳李筱峰﹝1989:236﹞,關於分裂原因,李引述成員張紹文回憶,歸因於「成員相當複雜,大家的觀點、立場並不一致,平時也沒有緊密的聯繫和溝通意見」所致。

[19] 這是本文作者的論點。關於這方面的論點,不同學者各有詮釋,如若林正丈﹝1989:33-40﹞認為蔣經國是以「台灣化」和「民主化」穩定其統治基礎;王振寰﹝1989:71-116﹞則認為蔣經國自一九七二年上任後推動的只是「台灣化」和「本土化」的歷史轉變過程,但仍稱不上「自由化」。本文以為,當年蔣經國起用台籍政治人物乃是政治收編,是有選擇性的,同時仍然強烈壓抑台灣論述,因此也稱不上「台灣化」;而蔣氏在中央民代增額選舉的鬆動,已有民主化的體認與肇端,卻又堅持「憲政法統」,則是「有限度的民主化」。

[20] 這十二大政見,基本上涵蓋政治人權、經濟人權與社會人權的訴求。在第一大政見部分,即是憲政改革,含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開放報禁、開放黨禁等主要議題﹝楊碧川,1996:161﹞。

[21] 1977年之前,另有《夏潮》雜誌於19762月創刊。

[22]根據林濁水﹝1982:53﹞的敘述,這份戰後「三十年來第一份地下報紙」是由離開《中國時報》的陳婉真和被《台灣日報》逼走的吳哲朗兩人所辦,「目的是向公然違憲的報禁和歪曲的輿論報導表示強烈抗議」,然而這年八月七日,負責印行該報的陳博文和楊文裕卻遭逮捕而結束。

[23] 「黨外政論」其實就是《美麗島》雜誌的社論,因而以「本社」署名。使用「黨外政論」為社論欄名,有延續《台灣政論》雜誌意旨的用意,也有彰顯這是「黨外」運動宣示的涵義。本文撰稿者為當時的編輯杭之﹝陳忠信﹞,後收入杭之著作《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足證。

[24] 哈柏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簡單的定義是,早期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創造出的一個公共辯論的自主性場域。哈柏馬斯認為,私有財產帶來的經濟獨立、書信與小說培養出來的批判反思、咖啡屋和沙龍的討論結果,以及以市場為基礎的獨立報業的興起,會共同創造出一個介入批判性政治討論的公眾,並因此形成以理性為基礎的共識,進而形塑出國家的方向。﹝Curran, 1991:83﹞。

[25] 連署者除美麗島雜誌社外,尚有八十年代雜誌社、拓荒者出版社、春風出版社、春風雜誌社、鼓聲雜誌社、禁書作者聯誼會。

[26]如一九八一年,警備總部發出「安基三號」秘件,要求治安單位和媒介動員打擊黨外「陰謀份子」,次年九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指示,調查記者和異議份子對政府的不滿。當時負責文化檢查的機關是警備總部、新聞局和國民黨文工會。國民黨的檢查人員,會在截稿前打電話給媒體總編輯、發行人,指示某一特定新聞的刪除或刊登;而黨外雜誌則頻遭警總查禁、沒收,理由通常是「混淆視聽」,連印刷中的刊物也難倖免。

[27] 不僅如此,根據陳雪雲﹝1991﹞的研究,當時的媒介對於黨外運動者或追隨民眾之指稱詞,及附加於指稱詞之前的形容詞,多屬負面。舉例言之,形容詞部分有「少數」、「部分」、「一小撮」等九項;而指稱詞部分,則涵括中性類、軍事武力類、暴力類、心術不正類、品性不端類、急進類、邊際者類與假民主類等九大類;九大類之下,每類少則四目、多則八目,共計四十四目「污名」﹝如賣國賊、叛國賊、暴亂分子、亂民、野心分子、不法分子、偏激分子、分歧分子、民主兩面人等,洋洋灑灑,足以證明當時「媒介現實建構的黨外運動意義是偏差的」﹝陳雪雲﹝1991:291﹞。

[28] 根據《美麗島》雜誌第三期「發行人的話」所述。

[29] 這類似於「許可證」制度,只是政府採取以要求報業要先與當局簽訂金融契約,始給予發行許可。﹝Curran,1986:225

[30] 關於這種比較,最徹底的是李筱峰在〈知識分子與政治革新運動〉一文中,以《自由中國》、《大學》雜誌與黨外運動三者進行的比較分析,有興趣者可參李筱峰﹝1989﹞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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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四
由「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合與分
論文三
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雷震《新黨運動黑皮書》導論
論文二
明月下的熄燈號:《自立晚報》報業文化的反省與批判
論文一
暗夜•黑潮•《美麗島》:台灣「黨外」報業政治傳播路徑的歷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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