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下的熄燈號

2001年10月2日，伴隨著戰後台灣走過逾半世紀的《自立晚報》頭版以「明月高掛‧淒美熄燈」為題，向台灣社會告別。這則頭條新聞的導言這樣說：

對於關心台灣報業發展與民主進程的讀者來說，這家老字號的獨立報業的停刊，毋寧是值得惋惜的事，《自立晚報》走過戒嚴威權年代，以敢言著稱，一向被視為「批判性報業的激進改革象徵」﹝黃浩榮，2001﹞的報紙，能在威權年代中歷經三次停刊而不倒，卻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工程即將底於大成前夕，擋不住資金匱乏的危機而告別台灣，自然令讀者唏噓。

《自立晚報》的停刊，表面上的理由是「股東意見紛紜」、「資金匱乏導致財務危機」，在前後任董事長王世堅、張福泰都不承認是報社負責人，兩人分別拖欠員工薪水、未依法提繳員工勞健保費用，紙張用罄、電力中遭斷而被迫停刊；但從這個停刊事件的深層結構看，其實隱藏著戰後台灣報業經營與媒體文化的「政經傾斜」本質：一方面，是極度依賴財團與金主的資金挹注，另方面，則是受制於政治機器與政治人物的擺弄。一如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cQuail﹞所說，大眾傳媒從固然一直在不斷變革中，但從頭到尾真正發生作用的力量，則從未改變，它們表現在兩種基本動力﹝dynamics﹞之上，一是賺錢的期望，另一則是為獲取社會中的權力而拼搏，當兩者的動力遭挫或消失時，就使得大眾傳播媒介身受其害﹝McQuail, 1994:156﹞。細按該報停刊號提供的停刊理由以及相關呼籲和指控[2]，即可清楚瞭解。

如此窘境，就《自立晚報》來說，絕非首見，在自立五十四年報史中，可謂血跡斑斑，該報的多次易手經營、政治與商業介入痕跡也斑斑可考；同時，作為台灣戰後報業生態中的一個分子，這種深受政治經濟左右的結構因素，也非《自立》獨有，而是所有從報禁時期走過的報業，乃至於電子媒介共同的質地。台灣的媒介結構，以及台灣的媒介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此一「政經傾斜」的斜坡之上，自由報業或獨立報業的基石並不穩固，一遇政治權力介入或更迭、經濟資本變更或遽損，就如水患溢洩，土石橫流，而遭滅頂。《自立晚報》在新世紀第一個中秋夜前夕吹出熄燈號，只是一個比較鮮明的例子。

尤有進者，相對於其他從戰後台灣出發的報紙，《自立晚報》還是比較獨樹一格，面對國民黨這個「軍事的─威權侍從體制」﹝militaristic-authoritarian clientelist regime﹞[3]統治，屬於桀驁不馴的媒介，他在戒嚴時期「立論迥異於服膺國民黨政權的主流媒體」、「力砭威權政體下的不公亂象」﹝黃浩榮，2001﹞，有別於威權時代中的「侍從報業」角色──他們的政治邏輯是要符合官方的要求，以爭取更多的好處；他們的商業邏輯是要迎合市場的口味，以爭取利潤﹝林麗雲，2000:99﹞──《自立晚報》在內容與立論上，在威權統治下在政經邏輯上都反其道而行。選擇了坎坷的路途，最後卻在解嚴之後，威權體制已然不存的報業市場中一息難存，數度遭到懷有政經權力企圖的政治人物的進駐與擺弄[4]，最後敗亡於愈見萎縮報業市場，落到連印報用電都無力以繼的慘境。其中似乎也意味著戰後台灣獨立報業文化的凋零，面對著政治力的介入與操控，面對著經濟力的干擾與打擊，已使所謂「獨立報業」──一個不受政經權力干擾的報業──在民主資本主義的開放社會中形同一齣月光下淒美的神話，留待後人憑弔。

《自立晚報》的停刊，從這個面向來看，因此也轉喻了新世紀開展後台灣獨立報業及其文化的難再。過去在威權年代中，《自立晚報》以一份小報力抗威權政府國家機器的意識型態的掌控，報份有限，發行區域侷限於台灣北部，卻具有支持台灣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的活沛力量，透過報導與言論，「無黨無派，獨立經營」不僅是《自立晚報》報頭上的標語，同時也內化為從業人員信仰的「自立精神」，這使得《自立晚報》在台灣報業史上寫出了抗拒政治控制的獨立報業風采，儘管伴隨的的是經濟利益的匱乏、市場的窄庂，仍能存續；但到了政治掌控解除、報禁開放之後，在多元競爭的報業市場中，過去賴以存續的反威權的報性則愈來愈缺乏對應目標，市場壓力又逼使他必須不斷朝向世俗化的方向調整，以符合市場需求，兩相擠壓，最後在政治人物的介入之下，失去了獨立報業不向政治力低頭、也不向經濟力低頭的昂然精神。如果這是《自立》終極的命運，則對台灣報業來說，這顯然不會是最後的終結，而是一個開始。

德國哲學家哈柏瑪斯﹝Jurgen Habermas﹞在他有名「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論述中認為，理想上，傳播系統應該通過兩個重要途徑來爭取公民權力的實踐：

哈柏瑪斯的這個論述，一方面既是自由報業市場的理想指標，從媒介經營的理念看，也可視為獨立報業的懸準。遺憾的是，就戰後台灣報業的發展及其文化來看，媒介作為公共領域的實踐場所，迄今仍然是一個烏扥邦。《自立晚報》曾經擁有這樣的機會，也曾數度靠近此一理想國的邊緣，最後還是失敗，就是有力的註腳。

以《自立晚報》運營初期的三度遭到威權統治者停刊為例。第一次停刊，是在1950年11月17日，因為副刊文稿〈草山衰翁〉為保安司令部認有影射當時寓居草山﹝陽明山﹞的蔣介石之嫌，遭當局處以「停刊，永不復刊」處分，主編吳一飛遭拘捕；第二次停刊，是由李玉階奔走，獲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蔣經國核可復刊﹝1951﹞之後，於1952年10月14日因刊登孔祥熙、宋靄齡夫婦將「回國共赴國難」新聞，遭「奉准休刊七天」處分；第三度停刊，於1953年國慶，因為刊登國慶活動花絮「用辭不當」遭停刊三個月處分[5]。這三度停刊，都因為報導內容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6]衝突，因此遭到威權當局的「停刊」懲戒，媒介作為「公共領域」的理想場所，在威權統治時期顯然是缺席的，媒介只是威權體制下的傳聲機器，複製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且必須隨時察言觀色，避免統治者的懲戒，成為「恃從報業」[7]的一員。

從《自立》三度停刊的歷史紀錄看，將這三度停刊視為該報「堅持獨立性、批判性的立場」的表現﹝陳國祥‧祝萍，1987:84﹞，顯然過譽。李玉階接辦《自立晚報》的年代，是國民黨完全掌控台灣社會，並且雷厲風行進行「白色恐怖」統治手段時期，黨控制國的黨國體制豈容臥褟之旁有人酣睡；李玉階為老國民黨員，曾任宋子文秘書，因此與時任省主席的吳國楨交好，接辦《自立晚報》若非黨政關係則無法徵得蔣經國同意，「奉准復刊」，也說明了當時《自立》的恃從性格。不過，這不能獨責於李玉階及其接辦後的《自立晚報》，在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中的台灣報業，幾乎無一倖免。當時在「限證」的報禁政策下，辦報紙的基本條件是大陸省籍、國民黨籍、與國民黨上層有深厚淵源者﹝陳雪雲，1991:126-134﹞，此外，可能更重要的是，「配合黨的文宣工作」，即使當時青年黨籍、本省籍的李萬居及其《公論報》也難以逃避或拒絕來自國民黨這樣的要求﹝楊錦麟，1993:253-254；林麗雲，2000:103﹞。報紙遭遇停刊處分，因為疏失，也因為沒有猜到統治者的想法，如此而已。

但即使如此，李玉階以及當時的報人們也曾有機會建立一個真正不受統治政黨掌控的「獨立報業」空間。1954年8月，由張道藩掌控的中國文藝協會發動「文化清潔運動」展開，於當月9日在台灣各報發表〈自由中國各界為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厲行除三害宣言〉，主張要將文藝創作中「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視為「三害」，並展開嚴厲撻伐，隨後十家雜誌遭停刊處分，同年11月5日，內政部公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刊載事項」九項，即所謂「九項禁例」[8]，對出版及新聞自由施以諸多箝制﹝林淇瀁2001:159-160﹞。從文藝界到媒體界於是全面進入表意自由論喪的關鍵時刻。此時，民營報業群起反對，嗣候國民黨暫停實施﹝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35-36﹞；1958年，戰後台灣報業史上首見的「出版法修正案[9]風波」，徹底暴露了威權統治者意欲透過出版法箝制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宰制心態，引起各民間報業的強烈反彈[10]。5月1日，蔣介石改採懷柔手段，召見五家國民黨籍的民營報社長，卻因作業疏失，獨漏李玉階，引起李的不滿，乃於次日借《自立晚報》頭版刊登〈李玉階聲明無黨無派啟事〉，宣佈脫黨；再次日，則於《自立晚報》報頭下另標「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標語﹝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41-42﹞，從此四十二年間，「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為《自立晚報》的重要標誌，也成為該報在台灣政治社會與媒介發展過程中鮮明的印記。

起於國民黨「作業疏失」而導致「自民國八年五四學生運動參加中國國民黨獻身革命」[11]的黨員李玉階脫黨，更導致一份國民黨掌控的報紙在其後逐步走向「黨外」報業，這可能是國民黨始料未及的錯誤，但就台灣獨立報業，以及此一報業在其後發揮的輿論監督功能來說，或許可說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吧。可惜的是，這份聲明基本上出之於無法接近權力核心的失落感覺，其中還隱藏著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陰影[12]，這終於還是使得李玉階時代的《自立晚報》僅能扮演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的「噪音」，無黨，針對國民黨，無派，針對黨內派系，而未能提供理想的公共領域空間。真正的「無黨無派」，是到了吳三連入主之後，防才成形。

同樣的，李玉階時代標榜的「獨立經營」，與其說是在報業理念上不黨不私的「獨立」理念，毋寧指的是經濟來源與辦報資金的困窘自籌。其中，有威權體制控制「恃從報業」的政策性因素，也有李氏個人經營及財務上的因素，最終則反映在市場競爭力的欠缺，形成一個毫無止息的惡性循環過程。首先，在國民黨當時以黨政軍控制媒介的手段下，所謂「公營報」自然擁有較諸「民營報」更多的經營特權與財務保障。1954年李玉階與當時省營的《新生報》社長謝然之在各自的報紙上論戰，透露了公民營報之間的差別待遇：民營報業土地房屋不得抵押貸款，公營則無此限制；民營報無法獲准進口質佳價低的洋紙，必須使用質差價昂的台紙，公營報則無此限；民營報八家所收政府機關「公告費」總額只等於新生報一家所得，形成政府變相津貼與補助[13]。一如傳播學者所說的威權體制通過經濟結構控制媒介，以維持社會控制的意圖至此彰然﹝Schudson, 1991:143﹞。至於李玉階經營與財務上的困境，則如他所自述「既無政治背景」之外，「又無財經支援，再加兩度停刊致命打擊」﹝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53﹞，可想而知。

政治上的箝制，經濟上的困窘，使得李玉階年代的《自立晚報》扮演不來「公共領域」提供資訊、忠告與分析，提供包括政治選擇在內的各個領域的資訊、詮釋與辯論等兩大重要的實踐。這是五○年代威權體制下民營報業共同面對的命運，也是威權年代匱乏新聞自由最主要的結構性因素。

1960年9月，《自由中國》雜誌遭國民黨統治當局停刊，發行人雷震被捕下獄。這份被歷史學者譽為「在戰後台灣歷史上，無論是對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廣或實際參與促進改個的政治運動」「都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薛化元，1996:377﹞的雜誌，實則也為台灣戰後報業樹立了兩種典範並作出貢獻：一是符合哈柏瑪斯理想的「公共領域」媒介典範，另一則是配合著台灣民主自由思想進程而生的「政治報業」典範。在威權恃從年代中，相對於獨裁政權的新聞控制與思想檢肅，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自由中國》也開啟了「獨立報業」可貴的源頭。

從「公共領域」的彰顯看，《自由中國》在1955年之後與國民黨統治當局關係開始惡化，「也於此時開始討論公權力對其他層面自由的侵害」[14]﹝薛化元，1996:382﹞，它在媒介與言論自由的論述上提供了戰後台灣社會更深沉的論辯空間，更有力的理論基礎，而在政治層面上自然衝擊到蔣介石的統治合法性與合理性；此外，是它集結了外省籍知識分子與本省籍政治精英，開始一個既具思想啟迪，也富實踐可能的政治傳播運動。這使得國民黨必欲去之而後快，最後在雷震與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許世賢等省籍政治精英籌組反對黨之際終於遭到肅清。一個「要用選舉的方式以求取政權」的公共領域的開展胎死腹中，但通過媒體的公共領域則已經落實。

雷震領導的反對黨籌組成員中，李萬居為《公論報》創辦人，《公論報》與《自立晚報》一樣創刊於1947年，命運坎坷則遠甚於《自立》，該報「始終在政治壓力和財務困絀下的窘境中，力倡民主法治，不畏權勢，堅持獨立超然立場」，贏得「台灣大公報」盛譽﹝陳國祥‧祝萍﹝1987：78-80﹞，最後卻因營運困難，經濟困窘改組，李萬居股權遭到蠶食，引發產權訴訟，又因李萬居參與籌組新黨，導致該報終於1961年3月遭到法院查封，而後停刊[15]。另一方面，1959年8月，吳三連則在李玉階力邀下與許金德加入《自立晚報》經營行列，與當時尚未停刊的《公論報》同為新聞自由與政治改革運動奮力，也在吳三連加入經營後，《自立》財務困窘狀況稍緩，並逐步走向本土報業之路，確立了該報此後追求政治民主，強調本土色彩的獨立報業性格。

從另一個角度看，雷震、李萬居、吳三連等三人，都具有同樣的人格特質，作為政治人，他們個性耿直，追究真理，強調社會公道與正義，同時往往站在權者身側講該講的話，不為權勢所屈，具體的事例由雷震堅持自由主義論述遭下獄、李萬居最後潦倒而終、吳三連一生辦報且不易其節可知；作為新聞人，他們在媒介主流中都居於邊陲，但仍不為所動，甘於因為堅持媒介尊嚴與新聞理念帶來的窘迫困境，提供社會主流論述之外的異議，最後以他們超越社會的言論與報導帶領整個國家朝向新的境界發展，而他們則寂寞以終，這在《自由中國》雜誌、《公論報》與《自立晚報》的長期抗鬥過程中均可覆案，此處不贅。

雷震下獄，《自由中國》遭停刊處分，新黨籌組行動受挫，然後是《公論報》也遭到停刊的同時，吳三連開始了《自立晚報》的辦報生涯。雷震的下獄、《自由中國》的停刊、新黨的中輟，和李萬居及《公論報》的最後命運，應該給了他相當的感慨與啟示；而《自由中國》與《公論報》未竟的志業──政治上言論自由的爭取及國家體制的改革、媒介上獨立報業的繼續及公共領域的表現──從此成為吳三連領導下的自立晚報接棒跑下去的目標。曾經有機會，外省籍的雷震與本省籍的李萬居、吳三連等聯手為台灣打造公平合理的政黨競爭、開放公正的言論空間，如今已經成為泡沫，在公論不存的台灣，威權統治更加肅殺的環境中，《自立晚報》從六○年代開始踽踽獨行，成為當時「黨外」唯一發聲的管道和國民黨證明新聞自由的象徵。

正如同吳三連與許金德加入李玉階的經營過程中簽署的〈協議書〉第一條所示：

此後的《自立晚報》開始了「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報業精神的逐步實踐。不過，不必諱言的是，吳三連曾是日治時期第一個進入日本報業工作的台籍新聞工作者，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活動、也是《台灣民報》的主力幹部，是日治時期活躍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推手；戰後擔任民選台北市長、加入雷震的組黨行列[16]，這些紀錄都使國民黨對他投入報業懷有相當戒心。1959年春，吳三連在卸下台北市長公職後，有意辦報，於是在好友范爭波促成下，曾經徵求于斌主教同意，在台復刊《益世報》，結果在「當局基於種種考慮」的理由下未獲允准﹝吳豐山，1991:167；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78﹞；即使其後李玉階力邀吳三連入主《自立》，其中也另有文章，國民黨當局「不願自立晚報落入非黨員手中，而多方加以阻擾」，最後要求國民黨的許金德一起加入，並由當時的省政府派國民黨籍的葉明勳擔任社長，形成「三方合作」的局面﹝蔡金燕，1997:98﹞。這說明了國民黨威權體制控制報業的細密手段，目的是要避免並防杜《自立晚報》延續《自由中國》與《公論報》的還魂。

但是，吳三連自有他堅定不移的辦報信念。在戒嚴威權年代辦報，尤其辦的是政治異議報業需要甚多條件配合，但最重要的還是把報紙當成報紙來辦，吳三連在《自立晚報》四十週年時為該報報史寫序，強調：

揆之於吳三連時代﹝1959-1989﹞之《自立晚報》，此一理念的確綿亙未斷，尤其在七○年代到解嚴前後，在台灣的民主運動最高峰時期，《自立晚報》更是以一當百，以真破黑，寫下了台灣報業史上獨立報業的一頁。雷震與李萬居在《自由中國》和《公論報》中強調的新聞自由、政治改革理念，最後是在他們的同志吳三連及其《自立晚報》之中落實下來。

1971年，《自立晚報》濟南路大樓新廈落成，彩色印報機同時啟用。硬體設備與報館新廈的遷入，象徵了《自立晚報》全盛階段的開始。

吳三連經營《自立晚報》，主要的財務支柱來自「台南幫」[17]企業集團。從1959年8月開始，一直到1994年9月撤資轉手止，三十五年中一直是《自立晚報》經營資金的主要來源，及其穩定的所有權者。根據台南幫大老吳修齊的說法，這與他們視吳三連為企業精神領袖有關，台南幫「想協助三連叔完成他生平最重視的服務社會、關懷文化、伸張正義等抱負」，因此《自立晚報》「雖然虧損，台南幫並未因之停止資金的支援」﹝謝國興訪問，1992: 292﹞，直到1988年吳三連過世、1990年許金德過世之後，情況才有了轉變。

由台南幫支持資金的《自立晚報》，從報業經營的角度看，無疑是財團報業，屬於集團經營﹝conglomeration﹞型態，英國傳播學者墨鐸﹝Graham Murdock﹞在論及大企業與傳播工業的控制之關係時，認為「集團藉由在重要媒介市場的重大投資行動來增強其宰制傳播工業的實力，從而史無前例地掌握了文化生產的導向及範圍」、此外，「更進一步在原有的公眾傳播機構經營的領域之內，塑造有利於己的商業環境」﹝Murdock, 1990:120﹞；台南幫之投資於《自立晚報》則無此企圖，確屬相當特殊而罕見的例外。像台南幫這樣的企業集團，以同鄉鄉長﹝精神領袖﹞的理念貫徹投資報業，助其完成抱負，忍受投資虧損，無所求於對傳播工業的宰制或塑造有利於己的商業環境，撫今追昔，即使在今日台灣也已成絕響。

經濟上的無後顧之憂，以及投資集團的完全信賴，使得吳三連領導下的《自立晚報》在虧損下仍能蓋大樓、添機械，乃至於不斷增資擴張，於1988年創刊《自立早報》、1989年創刊海外版《自立週報》，形成一個與聯合報系、中時報系鼎足而立的自立報系，在在可見台南幫企業集團對於吳三連志業的無條件支持。這樣的支持，也使得《自立晚報》在七、八○年代的複雜政治環境之中，在一方面仍是強人威權統治、而一方面則是黨外民主運動由草根而起的政治衝突年代中，扮演了政治變遷見證者，以及公共領域推動者的重要角色，燃放了戒嚴年代台灣報業史鮮亮的火花，在鐵棘藜之前照亮了民主改革運動的面容。

這篇小文無法詳述整個七、八○年代《自立晚報》為民主改革與言論自由所作的貢獻，僅製表條列該報從1981遷入濟南路新廈起，截至1992該報四十週年慶止，相應於重大視見的報導、議題與評論，藉以說明《自立晚報》作為獨立報業卓而不群的見證，及其作為公共領域的明確角色。

通過此一簡略的議題一覽，可以發現《自立晚報》在進入八○年代之後，對於高雄事件前後十年的黨外民主運動、國家憲政、言論自由、兩岸及本土環境、文化與社會弱勢者議題均寄予強烈關注，並不畏戒嚴年代威權當局的檢肅壓力，據實據真而報導，其中如「警總圍剿陶百川事件」、「機場事件」、「五二○農民事件」、「兩記者赴大陸事件」、「駐北京記者遭中共拘捕事件」、「反對郝柏村組閣」之報導，更是受到公眾矚目、議論，對照於當時媒介環境的惡劣，《自立晚報》的敢言肯言，使他建立了真正「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口碑，形塑了「獨立報業」的風格。

也是在這種關心政治發展汗社會公道的傳播過程中，《自立晚報》作為一個大眾媒介，與威權統治當局作為一個國家機器之間進行了一場既訴諸合法的憲政體制、又訴諸理性的民主原理的對話。這使《自立晚報》的論政性格與民主改革形象更加突出；相對地，則是他在台灣民主改革大體完成之後，面對一個民主資本社會的瓜熟落蒂、報禁解除後全新的媒介競爭市場展開之際，轉型不易，猶豫於政治取向或商業取向、精英取向或大眾取向、質報或量報的經營困境之中，未能及時站穩報禁解除之後開放的媒介市場，終於在不斷增資、易手，以及此一不確定的過程中引發的勞資衝突事件頻傳下，磨損既有的光芒，最後於2001年10月2日宣告停刊，嗚咽熄燈。

回顧《自立晚報》在台灣戰後崛起、發展的歷程，並非本文的目的，因此本文並未詳述《自立晚報》的報史，也並未就這份自吳三連經營之後愈發呈顯的本土性格[18]詳予分析，尤其後者幾乎也就是《自立晚報》在戰後台灣政治社會變遷過程中存在的重要意義，這恐怕有待另文探討。要而言之，本文係以傳播研究的政治經濟學向度切入，試圖分析《自立晚報》在一個政治受到威權體制完全宰制的條件下，如何突破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侷限，扮演超脫於國民黨一黨之外的「無黨無派」角色，爭取媒介表意的權力；又如何在該報漫長的五十四年歲月、而絕大時間處於虧損的經濟條件下，無視於媒介資本的困窘持續運轉；最後，並據此探討，對應最終停刊的命運，指出其中癥結所在。

也許，此刻還不是對《自立晚報》蓋棺論定的適當時刻，卻多少可以通過該報2001年的停刊，比對吳三連時代的媒介經營與理念，堅持與頑抗，來了解戒嚴年代與解嚴之後獨立報業文化的差異或淪喪。

《自立晚報》生於國民黨「軍事的─威權侍從體制」之下，原來屬於國民黨人所辦的報業，卻因為吳三連的接手經營，而能逐步走出「侍從報業」的陰影，走向既不受政治力宰制、也不為經濟力量侷限的「獨立報業」典模，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是主事的吳三連在經營這份媒介的過程中既無政治權力野心，也不冀望以報業市場佔有謀取商業利益，作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及其運動過程中的一個精英參與者，吳三連辦報的理念維持著舊式報人的理想，這使他將報業經營視為對社會的服務、對政治的監督、對公義的實踐，無所求於媒介與政治之間的權力交換，無所期於媒介與市場之中的利潤換取，因此使得《自立晚報》的言論與編輯得以獨立運行，不受政治與商業力量的誘惑或干預。

其次，是《自立晚報》主力投資的企業集團台南幫，信任且認同吳三連這位精神領袖辦報的理念，他們的投資《自立》，與其說是要通過媒介的經營換取政治權力或者文化權力，乃至建立企業集團在消費市場中的形象，不如說是他們以本土民間「食果籽拜樹頭」的素樸感恩[19]，毫無條件地供應吳三連領導下的《自立晚報》運營資本所需。這可能是企業集團進入媒介經營所少見，也因此使得《自立晚報》能夠長期「苦撐」，而編輯與言論走向甚少遭受所有者介入，維持一貫的批判與基進風格的理由。

第三，在這樣的形同由吳三連以其理念、人格撐開的傘下，《自立晚報》因而形成的「無黨無派、獨立經營」風格，因此也就落實於其編輯與言論實踐中，對應著戒嚴年代政治的抑壓和社會公義的難存，宛如黑夜明燈，不但照亮真實與遠力主流論述的邊陲，更吸引了戰後出生的媒介工作者，使他們樂於放棄主流媒介的高薪、忍受《自立》的艱苦待遇與環境，並激發他們對新聞工作作為公共領域的熱情、信念和榮譽感。

最後，則來自七○年代之後台灣內外政治環境的改變，國際困境和國內民主呼聲的逐漸加強，使得國民黨也開始調整其既有的威權控制手段，改採較開放、較靠近本土與人民的傳播政策，《自立晚報》也因此被國民黨統治當局視為新文自由和民主的櫥窗；吳三連作為台籍大老的身分及其溫和穩定的人格特質，亦為國民當局所易接受，從而對其領導下的《自立》及其媒介論述採取了比起「是從報業」更加寬容的態度。

相較於此，報禁解除之後，從陳政忠以降到王世堅以終，這些介入《自立》，擁有《自立》絕大多數股權的經營者，由他們接辦時均強調「延續吳三連精神」，接辦後則資金、財務與編輯走向均不斷出現問題而論，吳三連時代的「自立精神」其實已逐漸遭到侵蝕和破壞。這些接辦者都是地方議員，多半從事房地產企業，也多對於政治權力的取得汲汲營營；而他們的企業調性，基本上強調市場立即可見的利潤取得，他們背景也多半不具媒介管理與媒介文化的經歷或認知；最後是他們在管理媒介的過程中欠缺鼓舞媒介工作者的媒介理念。這些因素都導致《自立》經營的危機，終於在台灣面臨經濟困境、大小產業陷入景氣低迷狂潮的情況下，無以支應，拋棄媒介對社會的責任，也拋棄企業主對員工的承諾與責任。《自立》最後在員工領不不到薪水，印刷廠遭到斷電的慘況下熄燈，其深層原因在此，而非出於一般勞資糾紛。

這使人不能不懷念吳三連和他所領導下的《自立晚報》所樹立的特殊報業文化：一種略近於早期英國「基進報業」﹝radical press﹞[20]所發揮的「文化重組與政治動員」的批判與實踐能力，從而以媒介理念與論述轉化政治改革與國家運動的表現。

現在《自立》終於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台灣土地上，看到明月昇空，卻必須淒涼熄燈。瞻望當代台灣報業面對的困境，這可能不會只是《自立》獨自的遭遇，另一個無所謂報業理念或文化的狂潮早已在台灣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當《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報業也分傳經營危機的此刻，像《自立》這樣的準基進報業及其文化的消失，或許是不得不然的結果：

就以英國媒介研究學者卡倫﹝James Curran﹞的這段預言終結本文吧。

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 《自立晚報40年》。台北：自立晚報。

吳三連﹝1987﹞ 〈苦鬥四十年〉，自立晚報報史小組，《自立晚報40年》。台北：自立晚報。

杭之﹝1990﹞ 《邁向後美麗島的社會》，上冊。台北：唐山。

林麗雲﹝2000﹞ 〈台灣威權政體下「恃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張笠雲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頁89-148。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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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刊號編號為「總字第16724號」，報頭下的〈告別〉啟事則說明「由於印刷廠即將斷電」的原因而宣告「熄燈」：印刷廠斷電原因，根據頭條下第二則新聞內容，是因為「股東意見紛紜，造成財務不健全，演變成積欠台電電費也無力繳納」；股東意見紛紜的原因，「主要在他們都只顧自己的利益，枉顧公司權益和社會責任」，「又無資金方面的挹注」。

[2] 停刊號第4版「自立紀事」刊登〈一場美好的仗我們曾經打過…〉對於「王世堅和張福泰互推責任」、「王世堅涉嫌掏空自立資產」、「聯絡金主處理王世堅開條件」、「討公道員工赴民進黨部陳情」等抗爭細節描繪，可以佐證。

[3] 根據學者航之﹝1990:101-102﹞的定義，軍事的─威權侍從體制「亦即以蔣家為核心之統治權力機器」，「一方面在以軍事戒嚴、動員戡亂等為名之非常法制架構下，透過無所不在之特務、社會控制及意識型態控制等所支撐的高度一元威權中央領導秩序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面則在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透過前近代性格的「保護主─侍從關係」來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的正當性」。

[4]1994年9月，自立由原來經營的台南幫將股權賣給陳政忠﹝國民黨籍﹞是這個擺弄歷史的開始；最後終於在王世堅﹝民進黨籍﹞入主之後敲下喪鐘，是這個過程的結束。

[5] 詳自立晚報報史小組編《自立晚報40年》﹝1987:24-35﹞。

[6] 根據阿圖塞﹝Althusser, 1971﹞的論點，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指的是有別於「強制性國家機器」的機制，在西方包括學校、教會、媒介與家庭等均屬之，統治者通過它讓人民接受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加以實踐，藉以穩定其統治。

[7] 根據林麗雲﹝2000:99﹞的說法，這種「恃從報業」性格表現在「統治者會提供報老闆生存上必要的資源；而報老闆則會提供統治者所需意識型態上的支持，以作為交換」。

[8] 所謂「九項禁例」，內容牽涉極廣，涵蓋整個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之限制，其中與文學傳播運作相關者，有﹝二﹞誇大描述盜匪流氓等非法行為而有誨盜作用者，﹝三﹞描述自殺行為而有助長自殺風氣之虞者，﹝四﹞描述賭博或吸食煙毒之情景足以誘人墮落者，﹝六﹞描述猥褻行為而有誨淫作用足以影響社會治安者，﹝七﹞傳布荒謬怪誕邪說淆亂社會視聽者……等。

[9] 這個修正案中最嚴重的是賦予行政機關可以不經司法審判即可對出版品予以警告、罰鍰、停刊及撤銷登記等處分之違憲權力。

[10] 如《聯合報》指責這是「對整個新聞自由的有意敵視」、《自立晚報》譴責這是「視新聞界為罪人」之舉、《公論報》也以社論譴責立法委員「歷史將制裁你們」……﹝陳國祥‧祝萍，1987:69-71﹞。

[11] 詳自立晚報報史小組﹝1987:43﹞。

[12] 這有待另文詳細探討。簡略以言，一是肇因於李玉階原係宋子文舊部，接辦期間透過吳國楨說項，接辦不久又發孔宋江回國訊息，均與掌權領袖意志相違；二是李先後與當時國民黨中央四組主任沈昌煥、新生報社長謝然之交惡，沈、謝均為蔣氏重要恃從；三是《自立晚報》其後在出版法事件、龔德柏案上均得罪當道。

[13] 根據李玉階自述，原文發表於《自立晚報》，1954.6.7-10。

[14] 諸如出版法修正案的違法，報禁與出版自由的探討。

[15] 關於《公論報》後期遭受的國民黨政治壓力與迫害，需另文詳述。根據林麗雲﹝2000:108﹞的分析，包括一、經濟壓力上的加壓，二、行政上的警告處分，三、思想上的「紅帽子」﹝叛亂﹞威脅。《公論報》的終於停刊，則是國民黨的懲戒。

[16] 以上行誼可參考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

[17] 關於「台南幫」的定義，根據台南幫大老吳修齊自述，台南幫「是日據時代開始，大抵以衍生自侯家系統的布商為主體，包括侯基先生的新復發行、侯雨利先生先生的新復興行、侯調先生的新復成行、侯排先生的新復茂行與我們﹝吳修齊兄弟﹞的新合興行。以此為源頭，出自旗下從事工商業者，稱之違台南幫」；其三角為台南紡織、環球水泥與統一企業；「特色在白手起家、保守經營而穩定成長」﹝謝國興訪問，1992:2﹞。

[18]這是該報在戒嚴年代中明顯區別於主流報業的獨特色彩，也是該報被視為「台灣人的報紙」的主要原因。

[19] 台南幫大老吳修齊、吳尊賢均以「三連叔」尊稱吳三連，也都「緬懷他對台南幫的貢獻，對於他投注最多心血的自立報系﹝雖然虧損嚴重﹞仍繼續給予支持」﹝謝國興訪問，1992:292﹞。

[20] 「基進報業」出現於英國1830年代，他們主要是工人階級的報紙，「對工人階級的文化重組和政治動員都扮演吃重角色」，堅持工人運動，並試圖提出一個左翼思考的國家方向，形成對貴族階級掌控的報業及其價值的挑戰﹝Curran, 1990:225-226﹞。台灣在戒嚴年代中並無「工人階級」概念，不過《自立晚報》的報業文化及其論述則有相當濃厚的左翼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