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日治年代南投新文學作家的文學創作歷程為經,透過他們在台灣新文學史上的定位和貢獻,勾勒日治時期南投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並藉此呈顯南投的「意義地圖」,詮釋南投作為台灣的文化空間之一,它的文化意義如何通過文學家的書寫而建構出來。
通過對於吳坤煌、巫永福、張深切、藍紅綠、陳千武等五位南投作家的耙梳,本文將之歸納為五種典模:論述、實踐、涵容、堅毅以及批判。通過這五種典模的形塑,已可見出南投新文學發展的主要脈絡和肌理,並影響後進,蔚成南投文學「內斂而寬厚、樸實而深醇」的文風。此一文風,在文化地理上與全台各縣市文風相較,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差異,同時也是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家透過文學經歷和作品再現出來的文學空間的差異;是南投新文學家涵詠南投特殊地理與人文景觀,通過書寫,賦予文化「意義」的空間,在這個文學空間之中,南投作家與南投的地理條件、景觀形成了具有連結關懷的共同意象的意義網絡。
關鍵詞
南投新文學、吳坤煌、巫永福、張深切、藍紅綠、陳千武、意義地圖
在行政區域不斷變革的歷史條件之下,「南投」作為一種人文地理的想像,作為一種空間概念,在不同的政治與歷史沿革中,顯然是流動而無法一以概之的。以本文所論述之時間而論,日治年代出生於台中州下南投郡、新高郡、能高郡與竹山郡等4郡的新文學家,他們的書寫與想像,恐怕更貼近「台中州」的空間概念,作為「台中州」出身作家的意義網路,顯然也甚於作為尚未出現的「南投縣」而存在。但也正因為空間具有流動性,隨著行政區域的改革和劃分,戰後南投地區獨立設縣之後,不但行政空間產生變化,文化空間也因此產生新的意義,正如文化地理學家Jackson所創見的「意義地圖」﹝maps
of meaning﹞那樣,文化作為意義地圖,乃是源自一個群體建構社會關係的方式;而要研究一個群體如何建構社會關係,就可藉由意義地圖加以經驗、理解與詮釋。南投設縣自1950年迄今,通過行政版圖的確立,出身於此一行政版圖內的作家及其作品,所建構出的文化空間,因此是在一個新的時間點上,呈顯了它的新的意義地圖,並且因為追溯往時,涵蘊此際,而能表現出地方文學﹝或區域文學﹞的意義網絡。本文是在這樣的流動空間概念下,進行南投文學意義地圖的耙梳。
其次,討論南投文學,地理條件和人文景觀也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地理條件上,南投縣是台灣唯一不濱海的地區,位於台灣的地理中心,境內80%以上為山地,翻開南投縣的開發史,舉凡人文史跡,或自然資源,莫不與山林有關,也使南投縣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日月潭、溪頭、惠蓀林場,廬山溫泉、東埔溫泉、八通關,以及凍頂茶、埔里酒、竹山筍、集集香蕉……等,加上台灣第一大川濁水溪、第一高峰玉山皆在境內,都使南投縣擁有秀美的山水景觀,敦厚的人情風味,宛如台灣的瑞士。人文景觀部分,在南投的移民史和開發史上,原住民和後來的平埔族、漢人,也構成台灣最豐富的族群社會,各族群保有的風俗民情,形成南投濃厚的人文色彩;加上霧社事件、竹林事件及其戰場舊址,以及清領時期吳光亮開鑿第一條橫貫道路時留下的古道、古蹟,如八通關古道及「萬年亨衢」、「開闢鴻荒」、「化及蠻貊」等碑碣﹔還有「明新書院」、「藍田書院」、「登瀛書院」等等,都構成南投縣珍貴的人文資產。在這樣的地理條件和人文景觀之下烘托而出的南投文風,因此也就顯得內斂而寬厚、樸實而深醇。
從文化地理學的向度來看,南投文學意味著一種文學空間的存在,那是出身南投的文學家根據共享的經驗、符號或象徵,所創發、形塑而成的具有意義的空間,是南投文學家涵詠南投特殊地理與人文景觀,通過書寫,賦予文化意義的空間,在這個文學空間之中,南投作家與南投的地理條件、景觀形成了具有連結關懷的共同意象的意義網絡。
也在這樣的意義網絡下,南投文學家對於南投的再現,南投圖像的建構,就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文化地理學家Mike
Grang指出,「文學顯然不能只解讀為只是在描繪區域和地方,文學在很多時候協助並創造了地方」,而且「主觀地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南投文學從最早原住民的神話、傳說、歌謠,到漢人來台之後產生的古典漢文學,迄日治時期展開的台灣新文學,以至於今,眾多的南投文學家孕育於斯、創作於斯,他們的文學作品與今天的南投縣相互連結,彰顯南投作家的特質,表現今日南投文學的意義網絡,也再現了南投意象,因而形成一幅意義地圖,可以讓我們研究、理解並詮釋南投作為台灣的一個文化空間之一,它的文化意義是如何通過文學家的書寫而被建構出來。
在漢人尚未墾拓南投之前,南投乃是原住民族居住的土地,今日的南投縣境內計有布農族、賽德克族、邵族、平埔族、鄒族及太魯閣族,他們各有文化傳統,口傳文學的部分則有傳說、神話與歌謠等,這都是南投文學重要的資產,其中如布農族神話、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賽德克族射日傳說、卲族逐鹿傳說……等等,標誌的就是南投文學在口傳部分的重要資產。未來討論或撰寫《南投文學史》當然不能忽略原住民族及其口傳文學的重要性。
漢人來台後,帶入古典漢文學,林文龍指出:
本縣自明鄭開闢以還,三百年間,固不乏能文之士,尤以清代道咸同光各朝,境內士子會文結社,蔚為風氣,其文獻堪徵者,達十四社之多;然清代以科舉取士,士之讀詩書而扌叕功名者,大都浸淫於八股制義,故邑人士之能文者,竟如鳳毛麟角,且年湮代遠,多告散佚,僅存吉光片羽於碑銘之中……。日據時期,詩學興起,縣內詩社林立,而能文者愈鮮……,唯竹山張達修……為本縣之文壇大放異彩。本省光復而後,歐風東漸,老成凋謝,則已罕有為之者矣。
從明鄭到日治時期,南投縣內文風,以此來看,似嫌沉寂,從清領到日治,卓有文名的古典漢文學名家,僅得張達修一人。林氏指其原因有二,一在八股科舉壓抑了文學創作活力,二則為文獻散佚,不易徵考。林文龍長年研究南投古典文學與文獻,尚有如此慨歎,後人而要耙梳明鄭以下南投古典漢文學發展軌跡,當然更形艱困。不過,2003年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張淑玲撰〈台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碩論,此一碩論結合文獻與田野調查方法,勾勒自清末以降至今的南投傳統詩﹝古典漢詩﹞發展,多少彌補了其中的缺漏,使得南投古典漢文學的發展面貌因而出現輪廓,可補此一方面研究之不足。
唯自日治時期以降的南投新文學發展,則迄無專論出現,使得南投文學的「意義地圖」仍見缺漏,日治時期出現文壇的南投新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展現的乃是近百年來南投縣民共享的經驗,也創發並且啟迪今日以及將來南投文學的文化空間。本文因此將聚焦於走過日治年代的南投新文學作家,以他們的文學創作歷程為經,歸納不同典模,藉以勾勒日治時期南投新文學的發展軌跡,呈現南投新文學在台灣新文學史中居有的位置,用供未來建構南投文學史的史家、學者參酌、攻錯。
二、典模與典範、典律的區別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通論以1920年為始,這和台灣知識青年展開的台灣文化運動有密切關連。1920年1月,在日本東京讀書的台灣知識青年成立了「新民會」,強調為謀求同胞的幸福,爭取民族自決,促進台灣文化,將開展社會運動,同年7月16日《台灣青年》創刊﹝這份刊物其後更名為《台灣》、《台灣民報》以迄於日報《台灣新民報》,以下簡稱《台灣民報》系﹞;1921年10月17日,由蔣渭水發起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創立,網羅島內外知識青年與社會賢達,成為當時台灣人寄予厚望的運動團體,而台灣民報系則成為機關報,從而揭開此後台灣文化、社會與政治運動的先聲,也標誌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界碑。因為知識青年的覺醒和倡議,在文化運動的總體目標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冒出新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展開。
《台灣民報》系的主要幹部中,南投埔里出身的羅萬俥﹝1898-1963﹞是相當重要的一位。他於1919年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科專門部,隨即進入該校高等研究科,次年轉赴美國賓州大學政治系就讀,中間曾因父喪回台,後又返美繼續學業,於1928年獲得賓州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學位返台,參與「台灣民報社股份公司」的組成,次年獲推為常務董事兼營業局長,戮力經營,其後《台灣民報》改名《台灣新民報》,迄1932年4月15日又由週刊改為日刊,成為台灣人唯一的喉舌報紙,他的經營能力備受肯定;1940年辭該社常務董事職,專任編輯顧問。羅萬俥戰後曾擔任臺中市參議會議長、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台灣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彰化銀行董事長等職,1963年病逝東京。
另外,草屯出身的洪元煌﹝1883~1958﹞則曾先後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自治聯盟擔任重要角色;也擔任過《台灣民報》監事、《台灣新民報》顧問。1924年參加台灣議會請願團赴東京請願;1930年與蔡培火、陳逢源、蔡式穀等人發起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並獲推選為理事。
與羅萬俥、洪元煌參與日治時期台灣文化運動一樣,南投出身的新文學家也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運動中,為台灣新文學的發揚做出貢獻。從現有文獻和史料來看,最早出現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紀錄中的,是1925年10月15日,南投人張紹賢創辦的《七音聯彈》雜誌對當時的古典漢詩人連雅堂提出的批判。這是延續1924年張我軍掀起的新舊文學論戰的第二波的開始。根據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一文所述,《七音聯彈》創刊號收錄張紹賢所寫〈一個詩人的講演〉、以及署名「自我生」所撰〈詩顛詩狂〉兩文。張紹賢在文中批判連雅堂在台北講演「詩學源流」,與「詩學」無關,「不是詩學的源流,是和詩的源流!誤用新名詞時,願他反省吧」;而自我生則批判古典漢詩人的擊缽吟「說些矇眛的話,和拾些古人的句,以外沒有材料」。這是有關南投新文學發展最早的一筆紀錄。
接著,是1931年3月25日,在日本東京讀書的台灣文藝同好王白淵、林新豐、林兌、葉秋木、吳坤煌、張麗旭等決定籌備文化團體,推行新文學運動,他們公推南投出身的吳坤煌在「以文化形體,使民眾理解民族革命」的前提下發刊「文化消息」;8月13日,吳坤煌主編《台灣文藝》創刊號出版,可惜到了第二期發刊時就告夭折。吳坤煌所編《台灣文藝》創刊號僅有70本,且在東京印行,今已不易尋獲,但吳坤煌的參與其中,足證南投新文學家在193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已開始扮演重要角色。
《台灣文藝》夭折停刊之後,這一群留日學生仍不灰心,終於在1932年3月20日於日本東京組織成功台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文學團體「台灣藝術研究會」,同年7月15日出刊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該刊成員計有吳坤煌、王白淵、張文環、巫永福、蘇維熊、施學習、陳兆柏、王繼魯、楊基振、曾石火等12人,其中吳坤煌、巫永福、曾石火三人均為南投出身作家,張文環晚年遷住日月潭,也可視為南投作家。
根據當時參與者之一的創辦施學習回憶,台灣藝術研究會創會的目的是「以圖台灣文學及藝術的向上為目的」,創會時就決定發刊《フォルモサ》雜誌,為此並發表了〈「福爾摩沙」發刊宣言〉,宣告「抱著不死之心,依然想和故鄉各文藝鬪士栛力,靠著團體的力量,著手恢復這被人家久困不顧的文藝運動,而提高台灣同胞的精神生活」:
在消極方面;想去整理研究從來微弱的文藝作品,來吻合於大眾膾炙的歌謠傳說等鄉土藝術;在積極方面……決心來創造真正台灣人所需要的新文藝。我們極願意從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決不俯順偏狹的政治和經濟所拘束,將問題從高遠之處觀察,來創造適合台灣人的文化新生活。
這一本雜誌的創刊,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的意義,在於這是台灣作家創辦於日本的文學雜誌,而其主張:整理研究鄉土藝術、創作「台灣人的文藝」,特別是後者,則確立了此後台灣文學社群進行文學傳播的共同旨趣。南投作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由此可知。張文環、吳坤煌和巫永福在其後的台灣新文學史上更屬活躍而具影響力的作家。
日治時期南投出身的知識青年參與台灣文化運動,如羅萬俥的參與「台灣民報社股份公司」並總理經營之責,如洪元煌的投身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自治聯盟,從事社會運動,可以看出南投知識青年在那個狂飆年代中的參與熱誠與表現;而在此一階段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南投出身的作家更是扮演著引導風騷、揚旗吹號的重要角色,從而樹立了足為後來者效法的典模,並以他們的的論述或書寫,勾畫而出南投新文學彌足珍貴的意義地圖。
典模,作為本文的核心概念,其內涵、意旨為何,也有必要先行釐清。與本概念類似的有「典範」﹝paradigms﹞論,常被運用於科學研究之中,孔恩﹝Thomas
Kuhn﹞在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如此定義「典範」這個概念為──廣被接受的實際科學研究範例,這些範例包含定律、理論、應用,及儀器的設計、製作、操作等要素,典範是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傳統的模型。他進一步補充,研究者以共有的典範為基礎,信守相同的研究規則及標準,因而產生的明顯共識,是常態科學,也就是某一特定研究傳統發生與延續的先決條件。典範論主要用以解釋科學或學術領域的共識和共同信仰,本文則以文學社群的範模為討論對象,因此避開此一典範概念的使用,改採典模概念,以強調非科學的、具有人文意義的範模之彰顯。
此外,尚有「典律」﹝或「正典」﹞(
canon )論。canon
一詞源於希臘文Kanon,原意為「蘆葦」,後引申為「杖」或「棒」,再轉喻「量尺」、「表列」、「規範」與「標準」。典律之用,最常指獲得教會認屬上帝旨意的經文;其後被挪用於文學理論,用來指稱經由專家推薦、選擇後的正典作品。Brooker認為典律乃是「被視為美學、普遍道德或『人類』價值的具體呈現……這種正統性當然要仰賴……典律文本集專家詮釋者『不假言說的權威』」。另一位評論家Bloom則在其名著《西方正典》一書中從文本鬥爭的假設看待正典,他認為每一個世代都有較為接近正典的文本出現,正典是競爭和實力的產物,「躋身正典的作品是在社會關係脈絡中經歷了大規模的鬥爭才得以存活的」。很顯然的,這與本文所欲論述的對象以作家﹝其行誼與書寫﹞為主,並不相侔,故未予採用。
相較於典範的普遍性和科學性,也相較於典律的文本權威性和正典性。本文由作者自創的「典模」,強調的則是一個社群或空間中足以被效式、學習、追求的範模,此一範模若足以表徵此一社群或空間的參與者共有的信仰、價值、技藝,並產生文化意義者,即可稱為典模。
本文下節將透過對吳坤煌、巫永福、張深切、藍紅綠、陳千武等五位南投作家的行誼與書寫,進行耙梳,並以典模論的角度,凸顯他們所樹立的不同典模,藉以見出南投新文學發展的主要脈絡和肌理。
三、南投新文學典模的樹立
吳坤煌、巫永福、張深切、藍紅綠、陳千武等五位南投作家皆出生於日治時期,也在此一時期開始他們的文學書寫。從日治時期出發,他們一生創作不懈,走過兩個不同年代,跨越兩種語言。他們的人生遭遇各不相同、文學思想或意識形態也各有差別,但他們都對戰後南投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也提供給後來者可以效式、學習的典模。他們所樹立的典模,也各有不同。本文嘗試以「論述」、「實踐」、「涵容」、「堅毅」、「批判」等五個向度,根據他們的行誼與書寫,勾勒其間的微小差異,凸顯各有殊異的特質,作為南投新文學發展的主要典模,最後論述五種典模對南投新文學發展所具的意義。
先論吳坤煌(1909∼1989),他是南投街(今南投市)人,筆名梧葉生,台中師範肄業,1929年(昭和4年)前往日本東京,先後就讀日本大學藝術專門科、明治大學文科等校。作為當時台灣的知識菁英,吳坤煌除了在日本參與創立「台灣藝術研究會」、《フォルモサ》雜誌之外,也曾參加東京築地小劇場新話劇工作,與韓國三一劇團、中國留日作家合作導演新劇,是一個劇作家。但更特別的是,吳坤煌也是日治年代重要的左翼文學評論家。他在1933年12月出版的《フォルモサ》雜誌第2期發表〈台灣の鄉土文學を論ず〉長論,強調鄉土文學必須具備民族性與階級性,才稱得上是鄉土文學。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吳坤煌提出無產階級世界觀來作為鄉土文學的參考架構:
台灣也是世界的一個小地區,一旦步入世界歷史的一頁,就無以例外,台灣也難避免世界性的經濟恐慌、或者思想波濤的衝擊。在恐怖和混亂的潮流中,日漸貧困化的階級社會的種種面相──有一頓沒一頓的農民的種種面向……以及工人的掙紮、流落街頭的失業者、沒落的中產階級,以及隨之而來更加錯綜複雜的世紀末自殺、強盜、強姦……等等社會不安現象,還有另一個面相,則是君臨這些弱勢階級之上的統治階級──也已籠罩在這不多見的南島的每個角落了。
在這個思想基礎上,吳坤煌認為當時台灣文壇所提出的「鄉土文學」乃是「被拿來當成支配無產階級文化古柯鹼」,是「被新興民族主義所迎合的法西斯主義文學」、並扮演著「作為共產主義之反動文化的角色」,他援引史達林的話說,必須堅持無產階級下的民族文化路線:「其文化內容是共產主義的,形式則是民族的;目的在於教育大眾以國際主義的精神,打造一個更為堅固的共產主義社會」。換言之,吳坤煌在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中,乃是一個基進左翼青年,他的評論在台灣文學思潮史或文學批評史中,前衛而不容忽視。這也導致他在白色恐怖年代受到迫害,於1951年以「思想左傾」罪名遭下獄綠島10年。
作為南投新文學評論家的第一人,我們可以將吳坤煌在論述上所表現的思想、視野和見解的深度與廣度,概約為「論述」典模的樹立:通過思想與論述的展開,在文學與文化運動中彰顯一家之言。
比吳坤煌小四歲的巫永福(1913∼)則是另一種典模。巫永福,號永州,筆名田子浩,出生於埔里。埔里公學校、小學校畢業之後進入台中一中,畢業之後前往日本東京就讀明治大學文藝科,在《フォルモサ》雜誌上開始他的小說和劇本創作,他的名篇〈首與體〉,表現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在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分裂情況的代表作,陳芳明認為這篇小說揭露了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的內心矛盾,以及東京現代生活對他們的引誘。小說中的青年決定要留在現代化的東京時,便被迫必須與自己的歷史記憶割裂,刻畫而出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困境。他留日階段,明治大學文藝科擁有里見敦、橫光利一、荻原朔太郎、小林秀雄、米川正夫等日本知名作家的師資,開啟了他的文學視野和寫作能力。從明治大學畢業後,他回台擔任《台灣新聞》記者,並加入張深切、張星建主持的台灣文藝聯盟,在《台灣文藝》發表作品。其後加盟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從這個經歷來看,巫永福在日治時期就已是相當活躍的作家。戰後他逐漸淡出文壇,到了1960年代後期加入《笠》詩社為同仁,開始現代詩的創作。1977年巫永福接下吳濁流的棒子,出任《台灣文藝》發行人,1993年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獎勵台灣文學創作和評論。從日治到戰後,巫永福可說是台灣文壇的長青樹,對於台灣文學的主體性重建和文學運動卓具貢獻。
與吳坤煌的左翼基進思想相較,巫永福顯得溫和許多,戰後復出之後,他先後擔任過本土文學兩大重要媒體《笠》和《台灣文藝》的發行人,堅定地為台灣文學發聲,毫不妥協,則又看出他一步一腳印的執著。他以小說和詩創作成為台灣重要作家,也以一生的文學資歷程為台灣文壇守護,他展現的,是南投出身作家的另一種典模:通過文學社群和刊物發聲實踐其理念的「實踐」典模。
參與《フォルモサ》的三人之中,曾石火(1909~1940)則英年早逝,創作較少。他是南投鎮人,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部畢業後,又進入法學部研究國際法。曾任國際文化振興會翻譯部主任。1940年3月7日病逝於東京帝大醫院。曾石火除了在《フォルモサ》創刊號發表譯自法國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作品《賣家》一篇之外,1941年5月27日創刊的《台灣文學》也曾以「追悼特輯」刊出他生前所譯〈牛四十頭〉及詩作〈低氣壓〉兩篇遺稿;9月發刊的第2號,刊出他的翻譯遺稿〈艦上の讀白〉以及詩作〈湖心〉;次年3月發刊的第4號,刊出詩作〈蠹魚その他〉。
與巫永福一樣,在日治年代組織社團、編輯刊物的,尚有張深切(1904∼1965)。張深切於1934年5月6日與賴明弘、何集璧等邀集全台文學青年83名,在台中小西湖咖啡廳成立「台灣文藝聯盟」,獲選為常務委員長。這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島內作家大集結的文學團體,掀起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高潮。包括南音社、台灣藝術研究會、台灣文藝協會的作家都加入結盟,此外,嘉義、埔里、佳里、東京也先後成立文聯支部,使得文聯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團體。文聯主張「文藝大眾化」,在文聯其後出刊的《台灣文藝》中,張深切如此定義「文藝大眾化」:
新藝術和大眾之間,猶有一條很廣闊的溝壑,咱們苟非趕快築一個鞏固壯麗的大橋,給與一般大眾當作途徑,一般大眾是絕不敢向前問津的。深望我同志們倍加努力,不要只為滿足自己的意象而執筆,最緊要的還是要把大眾為對象,來完成咱們的啟蒙工作,這樣做去,所謂的文藝大眾化才能達到目的。咱們應該時時刻刻拿大眾為對象,建設咱們的文學成為台灣民眾的文學,咱們的藝術才不會碰壁,所謂台灣文學才能夠躍進,才能發展,才能收好的成果。
這個主張,強調的是反精英的大眾文學,以大眾為對象,進行文化啟蒙。這正是同樣由張深切主編的《台灣文藝》的創作和編輯路線,一如該刊創刊號標舉的「不偏不黨」、「希望把這本雜誌辦到能夠深入識字階級的大眾裡頭去」、「把台灣的一切路線築向到全世界的心臟去」的路線。
這是南投出身的作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又一次貢獻。張深切領導全島作家,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加強對台灣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取締的壓力下,深化台灣文學的紮根工作,並且延續了鄉土文學的生根和拓延。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出生於南投堡三塊厝庄(今南投市內),因為生父將其過繼給姑表兄弟張玉書(櫟社詩人),而成長於草屯的張深切,一生也波折而多采多姿。他從草鞋墩公學校畢業之後就轉往日本留學,後又前往中國,先後就讀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國語師範學校、廣東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1924年返台之後籌組演劇團,1930年發起「台灣演劇研究會」。1934年任《台中新聞》記者與編輯,並於同年於台中成立「台灣文藝聯盟」,擔任委員長,主編機關雜誌《台灣文藝》,1938年避居北京,1939年9月創刊《中國文藝》,並任主編及發行人。戰後返台在台中師範任教務主任,一面仍活躍於文化界中,直到1947年因228事件而避居南投中寮的山中,專心著書,並且從此隱居,陸續出版有關文化、思想、哲學著作。1957年他又與劉啟光等人合組藝林電影公司,拍攝自編自導台語電影《邱罔舍》,獲第一屆金馬獎。
從張深切的一生來看,他跨足政治、文學、媒體、演劇、電影和哲學諸領域,不僅多才多藝,同時也為南投新文學的發展樹立了一種「涵容」的典模。他的涵容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跨越不同領域,二是領導社團、主編刊物。他與同樣曾經跨足劇場,又以思想評論見長的吳坤煌氣質略似,但吳的左翼思想又與他的右翼思想相殊,兩人在南投新文學史上可謂「左右輝映」。
張深切和張星建主編的《台灣文藝》其後發生楊逵出走的分裂事件。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甚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張深切和楊逵二人對於「大眾文藝」的概念有相當歧異,張深切傾向民族論,楊逵傾向於階級論,將「大眾」定位為農工階級;而導火線則起於也是南投出身的作家藍紅綠作品〈紳士への道〉﹝邁向紳士之道﹞是否刊登問題之上,當時擔任日文編輯的楊逵主張刊登,總編輯張星建反對,兩人意見不合,最後演變成文聯內訌,楊逵因而離開,自辦《台灣新文學》雜誌。〈紳士への道〉其後也獲刊於《台灣新文學》,並被譽為「台灣文學有史以來最好的諷刺文學作品」,吳濁流則將此文和楊逵的〈田園小景〉並列為佳作。
藍紅綠(1911∼),本名陳春麟,出生於埔里西門,十歲全家遷居至埔里茄苳腳,從埔里公學校畢業之後,在家從事打鐵工作,兩年後赴日本東京半工半讀,1929年插班考入駒込中學,畢業後返台經營家業「朝日鐵工廠」。1933年為「埔里青年會」10週年慶的活動撰寫話劇劇本,並且首度以「藍紅綠」為筆名,在《台灣新民報》連載小說〈強く生まよ〉(堅強的活下去),1934年帶著妻子再次前往日本,日間在「綜合新聞社」擔任校正工作,夜間在圖書館進修。1936年,他參加「台灣演劇映畫研究會」,在《台灣新文學》發表小說〈紳士之道〉以及劇作〈慈善家〉。1938年因中日戰爭激烈回台。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逃過一劫,其後曾任職於台灣合會埔里分公司,1973年退休。1996年,他以86歲高齡撰成《大埔城的故事》,出版後獲得「2000年地方文獻出版品評鑑推薦獎」佳作。2001年,由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將其所有著作整理,出版為《前輩作家藍紅綠作品集》。
從藍紅綠的文學生涯來看,他是「跨越語言的一代」,但同時也可說是文學路途相當坎坷的作家。他的學經歷不若巫永福、張深切完整、文名也不顯赫,卻能堅持信念,持續寫作;他中年時期的佳作雖獲楊逵賞識,但文采則直到晚年才受注目。從典模的角度來看,他從來不被視為「全國性」作家,在時代邊緣和地方角落默默寫作,最後方才為人矚目,這需要的是對文學的熱誠、書寫的信念,以及持續以繼的毅力。這樣的典模,可稱謂為「堅毅」典模。
相較起來,比藍紅綠年輕十一歲的詩人陳千武(1922∼),同樣也是「跨越語言的一代」,就擁有比較順暢的文學生命。陳千武,本名陳武雄,筆名桓夫,生於名間庄弓鞋(今名間鄉三崙村),名間皮子寮公學校、南投小學校畢業之後,考入台中一中就讀,期間舉家遷居豐原。他在完成學業後進入台中製麻會社豐原工廠工作,戰爭期間曾被徵調為日本兵而遠赴南洋參加戰爭數年。戰後返台,先後任職八仙山林場、台中市政府、台中文英館館長,1987年退休。
陳千武日治時期就嶄露頭角,1939年8月27日,他在《台灣新民報》學藝欄﹝黃得時主編﹞發表了第一首詩作〈夏深夜的一刻〉,開始他的文學路途。陳千武擁有極佳的日本語文能力,但因戰後必須重學習中國語文,花費十餘年才開始以中文創作,他的創作以現代詩為主,兼及小說、評論和兒童文學。他是《笠》詩刊的創辦人之一,本土文學的堅持者,從1980年起,與日韓詩人共同推動亞洲現代詩交流,主編《亞洲現代詩集》,可說是南投作家中最具國際文學交流經驗者,他歷年來迭獲重要文學獎項,要者如日本《地球》詩刊詩人獎、吳濁流小說獎、台灣文學牛津獎及南投文學貢獻獎等,迄今仍然寫作不輟,和巫永福一樣,都屬台灣文壇的長青樹;和巫永福一樣,他也是台灣文學界中堅持台灣主體性的重要大老。
作為南投文學的一種典模,陳千武樹立的是以文學表現其社會批判和歷史意識的「批判」典模。詩人學者趙天儀指出:
詩人桓夫在詩的精神論上,以反抗現實的醜惡出發,但也基於愛的理念,給歷史的錯誤予以深刻的諷刺和批評。以殖民地統治和太平洋戰爭的體驗所創作的一些詩作為例,建立了詩人桓夫獨特的精神世界,創造了值得我們珍惜和回顧的現代詩的里程碑。
鄭炯明也強調,陳千武在詩中所展現的歷史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已經為台灣現代詩樹立了良好的典範,而且無疑地將成為未來台灣文學傳統的一部份」。
這樣的典模,是台灣文學傳統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南投新文學的一部分。
四、結語:五種典模的傳承
檢視吳坤煌、巫永福、張深切、藍紅綠、陳千武等五位南投新文學作家的文學路程,及其呈現的五種典模:論述、實踐、涵容、堅毅以及批判,我們可以發現,南投新文學發展的主要脈絡和肌理已在其中。這五位作家、五種典模,使得南投新文學的發展因此有跡可尋,既反映了南投縣不濱海而以山水、歷史和人文景觀取勝的空間特色,也形成南投新文學特有的「內斂而寬厚、樸實而深醇」的文風。此一文風,在文化地理上與全台各縣市的文風相較,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差易,同時也是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家透過文學經歷和作品再現出來的文學空間的差異;是南投新文學家涵詠南投特殊地理與人文景觀,通過書寫,賦予文化意義的空間,在這個文學空間之中,南投作家與南投的地理條件、景觀形成了具有連結關懷的共同意象的意義網絡。這可從南投作家的作品之中分析出此一意義,唯這非本文目的,有待將來另文處理;不過,從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著手,一樣可以看出南投作家呈現的文學空間及其意義,這就是本文關注重點所在,一如文化地理學家斯瑞福特所說:
描寫地區體驗的文學意義以及描寫地區意義的文學體驗,都是文化生成和消亡過程中的一部分。它們並不因作者的意圖而開始或結束,它們不寄居在文章中,不侷限於作品的創作和發行,也不因讀者的類型和特性而開始或結束,它們是所有這一切或更多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們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空間被賦予意義的時刻。
從南投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中,論述、實踐、涵容、堅毅以及批判等五種典模,所再現的南投文學空間,當然也具有一如前述Mike
Grang所說的「協助並創造地方」,「表達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的力量。這是文學書寫所產生的「意義地圖」。
不過,必須強調的是,論述、實踐、涵容、堅毅以及批判,作為典模,並非意味著其他典模的不在,也不意味這五位作家單具某一特質。事實上,一個作家以其一生的書寫,可能五者兼備,因而成為大家,領導風騷;也可能特具其一,但不損其可敬。本文以吳坤煌/論述、巫永福/實踐、張深切/涵容、藍紅綠/堅毅、陳千武/批判等五個典模立論,旨在標舉五作家最為鮮明的特質,從區域文學和文化地理學的角度,標其高度、誌其經緯,來呈顯南投文學所建構的南投「意義地圖」。在這幅地圖上,我們看到五位作家所象徵的五種精神或特質,通過時間的沖刷,被定位21世紀初期南投縣的地理空間上;同時,也因而得以讓我們據以了解戰後南投出身的作家,在這張意義地圖之上如何整裝出發、開闢新路,建構新的書寫場域。這五種典模,在戰後出現的南投作家身上也都可以看到,部分來自認同與傳承,部分是在書寫生涯具備同質性,部分則是在書寫表現或文學參與上直追前賢──以這五種典模綜覽南投新文學家的傾向和特質,我們因而可以清楚看到南投意義地圖的全豹:
在這幅意義地圖上,我們看到吳坤煌所代表的,通過思想與論述的展開,在文學與文化運動中彰顯一家之言的「論述」典模,在戰後眾多南投籍作家中也可看到其傳承,如柯慶明、王灝、李瑞騰、詹宏志、向陽、王浩威、游喚等,無論在學術或文學、文化評論的論域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和影響力。
我們看到巫永福所代表的,通過文學社群和刊物表達其理念的「實踐」典模,在戰後仍為南投籍作家的標竿,如創辦《笠》的陳千武、《現代文學》的歐陽子、《詩脈》的岩上、《陽光小集》的向陽、《島嶼邊緣》的王浩威、《台灣文學觀察雜誌》和《台灣詩學》的李瑞騰等。
我們看到張深切所代表的,跨越不同領域、領導社團的「涵容」典模,戰後南投新文學作家有這樣跨越不同領域且兼有領導社團、編輯刊物的雙重涵容歷練者不多。但若以跨越論,以戲劇、藝術和文學揚名台灣文化界者,有曾西霸、杜十三、林耀堂、寧可、王灝等;若以編輯論,擔任全國媒體守門人者,有《新生報》副刊的劉靜娟、《工商時報》副刊的詹宏志、《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商工日報》副刊的李瑞騰、《聯合報》副刊的吳繼文、《中央日報》副刊的林黛嫚、《現代文學》的柯慶明、《時報周刊》的林彧、《台灣月刊》的張時坤、《宇宙光》雜誌的陳佩璇、《全國廣播》雜誌的曾仕良、《新故鄉》雜誌的廖嘉展等,都為一時俊彥。
我們看到藍紅綠所代表的,秉持文學熱誠、持續書寫以繼的「堅毅」典模。在戰後南投新文學作家中也為數不少,學者李瑞騰主持的〈南投縣文學資源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在「南投縣戰後新文學作家」名錄中計列79名作家,以1940年之前出生而仍持續創作者,就有柴扉﹝1929~﹞、詹悟﹝1929~﹞、寧可﹝1931~﹞、岩上﹝1938~﹞、歐陽子﹝1939~﹞、劉靜娟﹝1940~﹞、鄭仰貴﹝1940~﹞等多位。
我們也看到陳千武所代表的,以歷史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為書寫主體的「批判」典模,在戰後為岩上、王灝、向陽、王浩威、拓拔斯•塔瑪匹瑪、林廣、拾虹、鄧相揚等所承續;而他所致力的亞洲與國際文學交流,則亦有李瑞騰戮力於星華、馬華、港澳與台灣文學交流,向陽參加愛荷華寫作計劃、參與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主持的《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編輯工作等紹承。
這一幅由日治年代南投作家描繪出來,而又經由戰後出現作家發揚光大的意義地圖,說明了南投新文學作家在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發揮的關鍵作用:從1920年代開始,以迄於今,南投出身的作家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創建、《台灣民報》系的經營,創建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文學團體台灣藝術研究會和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領導第一個全島性的文學社團《台灣文藝聯盟》及其機關刊物《台灣文藝》;而在戰後,則參與了兩大本土文學雜誌《台灣文藝》、《笠》的創建與耕耘;投入亞洲文學和國際文學的匯流;擔任全國性報紙副刊的主編,從偏左的《自立晚報》到偏右的《中央日報》;參與或主編文學雜誌,也從主張寫實主義的《詩脈》到現代主義的《現代文學》皆有;而一生筆耕不輟的作家更不止於藍紅綠、巫永福、陳千武………。這都凸顯了南投文學在整個台灣文學意義地圖上之鮮明、之深刻。
從日治以降,南投出身的新文學家在台灣文學波瀾壯闊的運動之中,從未缺席,也從未氣餒,一如流過南投的濁水溪、屹立南投的玉山,以及台灣第一湖泊的日月潭一般,將會繼續在台灣新文學發展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如台灣藝術研究會《フォルモサ》創刊時所宣示的那樣,南投出身的新文學家將會朝向這些文學前賢提出的「以文藝之力創造美麗之島」的意義地圖,繼續深描,繼續書寫。
參考書目
アルフオンス•ドオデエ(都德)原作,曾石火譯,〈賣家〉,《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頁71-76。
王錦江(王詩琅),〈「台灣新文學」雜誌始末〉,《台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10日,頁70-71
。
台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
台灣藝術研究會編,〈創刊の辭〉,《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頁1。
羊子喬,〈在埔里遇到藍紅綠〉,《文學台灣》,35期,2000年7月。
羊子喬、陳千武編,《望鄉》。台北:遠景,1982。
羊子喬、陳千武編,《森林的彼方》。台北:遠景,1982。
吳坤煌
[彭萱譯],〈論台灣的鄉土文學〉,《文學台灣》,38期,2001年4月,頁27-41。
吳坤煌,〈台灣の鄉土文學を論ず〉,《フォルモサ》,第2期,1933年12月30日,頁8-19。
吳濁流,〈「紳士への道」と「田園小景」〉,《台灣新文學》,1卷6號,1936年7月7日,頁60。
巫永福,〈首與體〉,《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頁59-66。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第10冊,《小說卷.Π》。台北:傳神福音,1995。
李瑞騰,〈南投縣文學資源調查計畫成果報告書〉。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06。
林文龍,〈南投縣學藝志稿〉,《南投文獻叢輯》,第25輯。南投:南投縣政府,1979。
林文龍,《台灣中部的開發》。台北:常民文化,1985。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1996。
施學習,〈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
Formosa )創刊〉,《台北文物》季刊,3卷2期,1954年8月20日,頁65-71。
洪敏麟,《台灣地名沿革》。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79。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
茉莉,〈台灣新文學六月號の作品について〉,《台灣新文學》,1卷6號,1936年7月7日,頁61-64。
張健次郎,〈編輯後記〉,《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年5月27日,頁172。
張淑玲,《台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張深切,〈《台灣文藝》的使命〉,《台灣文藝》,2卷5號,1935
年5
月,頁19-21。
許以仁〈南投縣行政區域之沿革〉,《南投文獻叢輯(二)》。南投:南投文獻委員會,1955,頁1-4。
陳明台編,《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高雄:春暉,1997。
陳東榮、陳長房編,《典律與文學教學》。台北:書林,1995。
陳芳明,〈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聯合文學》,16卷3期,2000年1月,頁128-136。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台北:麥田,1998。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
曾石火,〈牛四十頭〉,《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年5月27日,頁121-136。
曾石火,〈低氣壓〉,《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年5月27日,頁137。
曾石火,〈湖心〉,《台灣文學》,第2期,1941年9月1日,頁46-47。
曾石火,〈艦上的獨白〉,《台灣文學》,第2期,1941年9月1日,頁26-30。
曾石火,〈蠹魚その他〉,《台灣文學》,第4期,1942年3月30日,頁84-86。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1996。
楊逵,〈編輯後記〉,《台灣新文學》,1卷5號,1936年6月,頁91。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5。
葉石濤,《走向文學台灣》。台北:自立晚報,1990。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帳〉(下),《台北文物》季刊,3卷3期,1954年12月,頁26-37。
廖漢臣編,〈台灣文學年表〉,《台灣文獻》,15卷1期,1964年3月,頁245-290。
趙勳達,〈《台灣新文學》(1935~1937)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6。
劉枝萬,〈南投縣人文景觀〉,《南投文獻叢輯(二)》,南投:南投文獻委員會,1955,頁13-31。
劉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南投文獻委員會,1962。
藍紅綠,〈紳士への道〉,《台灣新文學》,1卷5號,1936年6月5日,頁23-30。
Brooker, P. (2003). [王志弘等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
Entrikin, J. N. (1977), “Geography's
Spatial Perspectiv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Canadian
Geography, Vol. XXI (3): 209-222.
Grang, M. (2003). [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
Bloom, H.(1998). [高志仁譯],《西方正典》。台北:立緒文化。
Jackson, P. (1989) Maps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Kuhn , T.(2007). [王道還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
Thrift, N., (1981)“Literature,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Place”, Antipode 12: 12.
注釋:
Entrikin, J. N. (1977), “Geography's Spatial Perspectiv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Canadian Geography, Vol. XXI
(3): 209-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