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

猛撞醬缸的虫兒[1]

試論柏楊雜文的文化批判意涵

 

  林淇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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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柏楊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1999。
* 黎活仁等編﹝2000﹞,《柏楊的思想與文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頁33-65。

 

論文提要

柏楊的「醬缸」概念,以它的符徵﹝signifier﹞指具體的醬缸形象﹝醬汁的容易保藏,經久不壞,及其發酵生黴醬味﹞,而其符指﹝signified﹞則指涉了兩個心理概念:一是「儒家道統」﹝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的政治意識型態符號﹞,二是「民族性格」﹝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中國人性格﹞。道統由上而下,是強制性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運轉的結果;民性則由下而上,是中國人在儒家文化霸權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活出來的結果。這兩者,且又弔詭地互為影響,一方面,儒家道統在兩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脈相傳,宰制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積累;一方面,兩千年生活出來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習,成為常識,回過頭去持續強化並支撐儒家道統的宰制。「醬缸」於是成為柏楊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國統治神話學的代名詞,牢不可破,並不斷發酵生黴,使中國人的社會終於成為「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

關鍵詞:柏楊雜文 ,文化批判,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醬缸主義

 

 

沒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你自己……

 ──一九六八年偵訊柏楊的台灣調查局幹員如是說[2]

 

一、 緒言:利劍之下的咽喉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台灣著名的小說家、雜文家、報紙副刊主編柏楊遭到調查局偵訊,在二十七小時的偵訊過程中,偵訊機關以柏楊於同年一月二日刊登在《中華日報》家庭版的「大力水手」漫畫內容「侮辱元首」為口實,調查柏楊的「罪狀」後釋放;但不旋踵又於三月四日,再度押走柏楊,在調查局幹員的日夜疲勞訊問與威嚇脅迫下[3],要求柏楊「假事自誣」,承認他「思想左傾」,「為匪作文化統戰工作」,而於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遭台灣警備司令部軍事檢察官以「有明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加以起訴;最後,柏楊以他當時寫的收在《倚夢閒話》中的雜文「揭發社會黑暗面,挑撥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感情」的罪名被判刑十二年[4]。從此開始了他被羈長達九年又二十六天的黑獄生涯。

以大力水手漫畫始,而以柏楊雜文結的這項政治審判,說明了柏楊的雜文於六○年代台灣統治當局猶如芒刺在背,非得去之而後快的事實,柏楊也知之甚詳,柏楊〈答辯書〉把情治單位對他「故意的曲解和堅決的誤會」解釋為「文字獄」[5],目的當然是要封住統治者討厭的異議者和批評者的嘴,對柏楊,則是他那支諷喻時政、辛辣痛快的筆。這在柏楊後來的回憶中,就清楚點出。柏楊自述他的「十年雜文」[6]生涯:

表面上看起來沉靜得向一個沒有漣漪的湖面,其實湖面下,惡浪滾滾,漩渦翻騰,我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也有讀者帶給我的物質生活的水準,和精神層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報》刊登時,對無所不在的國民黨特務而言,幾乎都是一記強力震撼。﹝柏楊,1996244

這些「震撼」,包括了柏楊的雜文對於國民黨蔣家統治下的社會黑暗面的抨擊,對於武力國家機器之一的警察的嘲諷﹝如給警察取「三作牌」綽號[7]﹞,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乃至於同時期他以「鄧克保」筆名在《自立晚報》發表的報導文學作品《異域》觸怒軍方[8]等,都是導致柏楊下獄的原因。換句話說,柏楊的文字﹝而主要是雜文﹞撼動了統治者的統治基礎,這不僅震撼了特務,也使得統治當局不悅。柏楊下獄的原因,就是這麼簡單:雜文十年,讓他嶄露頭角,成為威權年代高壓統治社會中小民的代言人;也讓他衝撞動搖統治機器及其意識型態的合法性,而成為白色恐怖政策下的犧牲者之一。

柏楊的雜文,比起同一年代《自由中國》諸君子的政論,並不特別帶有威脅政權的挑戰性,但彷彿是功能互補似地,從五○年代開始的《自由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性格鮮明,也企圖挑戰當時國民黨的整體主義國家﹝totalitarian state﹞性格﹝錢永祥,198858﹞;而柏楊的雜文,則是通過對社會與政治現象的嘲諷,對於當時的整體主義國家背後的意識型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提出批判。《自由中國》最後以雷震於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被捕,刊物廢刊結束;而柏楊則接下這種使命,直到一九六八年入獄止。根據柏楊自述:

《自由中國》這道牆崩塌之後,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單位的利劍之下……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這種信念,在我的雜文中,不斷出現。在氣氛一天比一天肅殺的那段日子裡,讀者把它十分看重。﹝柏楊,1996236

柏楊雜文中出現的這種使命感,基本上類似於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賀爾﹝Stuart Hall﹞在論及意識型態的運作時提出的「表意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概念。賀爾強調,這種表意方式「是真實且強勢的社會力,它介入爭議性與衝突性的社會議題,並影響其結果」,而在特定鬥爭的行徑中,「意識型態也變成了鬥爭的場域」,其結果端視在特殊的歷史時勢之下各種勢力的抗衡而定( Hall,1982:70)。以柏楊雜文所集中的議題來看,這種與統治機器進行的意識型態鬥爭的確存在,用柏楊的譬喻來說,他所對立的意識型態,就是「醬缸」文化的深層結構。這個醬缸的腐蝕力,使得柏楊明知不可為卻又不能或不甘不為,最後終於發現,「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我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鍊」﹝柏楊,1996238﹞。這句沉痛的話,不巧呼應了一九六八年代表國家機器偵訊他的情治工具所說的「沒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你自己」的殘酷的事實。

本文因此將以柏楊六○年代撰寫的雜文為分析場域,聚焦於柏楊雜文的核心概念「醬缸」之上,縷析其中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9]相互悖違的表意,來浮現柏楊雜文對六○年代台灣統治機器的文化批判意涵,以及因此衍生而出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糾結不斷的總體批判的異議 / 意義所在。 

二、 醬缸:柏楊雜文的核心概念 

柏楊開始他的雜文寫作,是從一九六○年五月在服務的《自立晚報》副刊開闢「倚夢閒話」專欄起。當他開始這個「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柏楊,1996233﹞的專欄書寫之際,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正在向蔣介石索討「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10]﹝五月十六日﹞,雷震與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同時也已開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組織行動﹝五月十八日﹞,新黨籌組,呼之欲出。到了同年九月一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宣佈將於同月底成立「中國民主黨」,導致雷震隨即於三天後被捕,《自由中國》停刊之後,柏楊才開始產生接下《自由中國》交的棒子的信念:

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所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麼大的腐蝕力。﹝柏楊,1996237

因為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的停刊以及台灣民主政治的挫敗,導致柏楊雜文議題表意的深化,也使得柏楊「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從此他開始在雜文中「不斷呼喊,企圖始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柏楊,1996238﹞。這樣的覺悟,發展到最高峰時期,就是柏楊對「醬缸」文化的全面批判,而此時距他繼雷震之後被捕,「不及半年,雷霆橫報來到」﹝柏楊,19919[11]

柏楊形成「醬缸」這個概念,從而是在他「十年雜文」的最後階段,完整的釋義,見於一九六七年平原版「西窗隨筆」《死不認錯集》〈醬缸特產〉一文:

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力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也。﹝柏楊,1967[12]

由這個定義延伸,柏楊認為「構成醬缸的主要成份」自然就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力主義;因為這些成份,自然會產生出醬缸文化的產品:

曰「權勢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術和詐欺」,曰「殭屍迷戀」,曰「窩裡鬥,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殘忍」,曰「虛驕恍惚」……。這只不過是臨時心血來潮,順手拈出來幾條,如果仔細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兩百條,那就更不好意思。﹝柏楊,199142

而這七大產品之中,在柏楊看來,又以「權勢崇拜狂」佔最主要的地位。細翻整本《死不認錯集》,可以發現,這本柏楊入獄前的最後一部雜文集幾乎是針對中國文化﹝而特別又是封建的威權的政治文化﹞作「猛撞醬缸」、「死不認錯」[13]的全面性批判,也可說是了解柏楊雜文特質的最主要的一本著作[14]。而柏楊的用心,「只是希望撞個窟窿,使流進一點新鮮空氣,和灌進一點涼爽清水」﹝柏楊,199142﹞。他難道不知道,這樣卑微的想法,對六○年代風雨飄搖的國民黨統治機器,會是千鈞重擊,不可承受的挑釁嗎?

柏楊當然知道,他是老國民黨員,國共鬥爭期間「全心全意崇拜蔣中正」的「愛國」青年,七七事變後投筆從戎,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人員訓練班﹝青幹班﹞,曾下定決心「願為領袖活,願為領袖死」;來台後,在走投無路時,因緣際會進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被「歸類為蔣經國的人」,成為救國團高幹,並擔任蔣經國文藝部隊「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15]。這樣的政治經歷,要說柏楊不了解當時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本質,幾無可能。然則,何以柏楊寧肯冒「雷霆橫報」之險惡,猛撞醬缸,而仍冒險奮戰,終致入獄,這就值得探究了。

雷震及其《自由中國》事件的爆發,一如前述,導致柏楊從文化的深層結構去思考政治改革挫敗的病灶,是原因之一。柏楊自述,他到救國團後不久,就跟《自由中國》的成員「來往密切」,對《自由中國》的言論「從頭到尾,由衷認同」﹝柏楊,1996217﹞,當救國團發動四面八方圍剿《自由中國》時,他「沒有寫一個批評的字」﹝柏楊,1996225﹞。這種認同,使柏楊甚至因此被迫離開權力中心的救國團[16],雷震的遭遇及《自由中國》反對人治,為建立民主政治得到的下場,對於柏楊應該是相當震撼的啟發,柏楊對於「權勢崇拜狂」等醬缸文化的澈悟,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此。

另一個原因,則來自柏楊身為知識份子的本色。《自由中國》思想主腦的殷海光﹝1980:121-123﹞在一篇論述知識份子的責任的文論中,界定知識份子的兩個條件是「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並且強調:

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必須「只問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對他的思想和見解負責。他本不考慮一個時候流行的意見,當然更不考慮時尚的口頭禪;不考慮別人對他的思想言論的好感情緒反映;必要時也不考慮他的思想言論所引起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

這種「只問是非,不管一切」的知識份子本色,充分地表現在柏楊雜文對醬缸文化的批判之中,而特別是中國儒家思想,及其被政治體系扭曲使用之後的意識型態控制之上。

換言之,柏楊雜文所標舉的「醬缸文化」,以及他對此一文化的批判,就是一個當代知識份子與封建的中國文化意識型態的對立 / 對話的論域。柏楊基本上把醬缸文化視為「聖人」「為當權派發明的畸形哲學」,認為中國五千年文化乃是「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結果是「在強大的權勢崇拜狂之下,化淫棍為聖賢,化罪惡為純潔,化大嫖客為天子英明,化下三濫為蓋世英雄」,而「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這都是「聖人」「跟有權的大傢伙同是共犯」所致﹝柏楊,199149-52﹞。由此發展下來,儒家思想於是成為,至少在柏楊筆下,整個醬缸文化的禍源。因此,醬缸文化所形容的就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文化及社會體制」;此外,則是「大部分受此影響的中國人的性格或『民族特質』」﹝Ritter, 1989:121﹞。

柏楊對儒家思想及其影響的批評,根據德國學者周裕耕﹝Jurgen Ritter﹞的歸納,集中在三項基本特性上──一、接受,支持一個尊卑制架構的社會及與之相聯的權勢崇拜。二、「個體主義」或「個體人生觀」。三、「僵屍迷戀」﹝Ritter, 1989:121-122﹞。這個部分,將在下節通過柏楊的文本進行析解。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行之兩千年的儒家文化體系,也同樣貫串了整個中國的歷史,及主要以皇朝建構出來的政治體系。儒家思想與政治意識型態的構聯,始於漢武帝黜百家而崇儒術,此後孔子思想定於一尊,「儒家以道德誘導政治,使政治推行教化的理想,一變而為政治利用道德的尊嚴,使政治威權更具獨占性,更伸展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去」,於是產生「扼殺道德的生機」、「阻礙民主法治」與「主觀的思想習慣」的現象;而這又產生出「封建意識」﹝家族的樊龍、族長崇拜、消磨志氣﹞和「士大夫意識」﹝幫閒意識、面子問題﹞,兩者兼且「在中國傳統中互相糾結,充瀰於社會生活的各種型態中,成為合理化與現代化的嚴重阻力」﹝宋定式,1978:76-83﹞。學者的這個分析,比對柏楊的「醬缸文化」批判論,幾乎不謀而合。

因此,本文擬重新彙整柏楊的「醬缸文化」論述,並將其置於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兩條主線,通過柏楊雜文的具體舉證,釐清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形塑的民族性﹞的文化批判及其意涵所在。

三、道統與民性:醬缸神話的符指 

柏楊雜文,總是對準著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運作而發,在六○年代的台灣,統治者藉由政治威權控制所有的國家機器,又藉著這種控制強力推動道德與文化的威權性,以利於對被統治者的宰制與領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剛剛四度連任總統不久的蔣介石開始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基本上,這是針對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掀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作戰回應,但是對內卻也有鞏固蔣介石政權的政治考量[17]。蔣介石企圖以儒家思想強化他的統治威權,所謂「道統」﹝意識型態領導權的中國符號﹞,於焉形成。

柏楊所抨擊的「醬缸文化」,在這個部分相當清楚。前引〈醬缸特產〉一文,所指出的「構成醬缸的主要成份」﹝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力主義﹞,及其產品﹝權勢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術和詐欺、殭屍迷戀、窩裡鬥,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殘忍、虛驕恍惚﹞,都可以看成柏楊對蔣介石標榜的「中華文化」的嘲諷與批判,以及對蔣的意圖的揭穿[18]

柏楊批判的「醬缸」,本質上就是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的這種政治意識型態的符號象徵。他列舉的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力主義等主要成份,無一不與統治者陰謀威權政治與威權道德於一體的結合有關。試舉其例[19]

──儒家學派似乎是一種勢力眼主義,只鼓勵安份守己,只鼓勵向權勢屈膝,只鼓勵自利自私,而從不鼓勵俠義,和其他任何一種屬靈的情操。連對人的衡量都是用「官」來作標準的。〈只鼓勵安份〉

──對權勢的絕對崇拜,一定產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沒有是非標準,而只有和是非根本風馬牛不及的功利標準。〈乖〉

──全部的儒家的治術,是建立在皇帝老爺「施仁政」上的,這個大前提未免冒險過甚。儒家對「暴政」的另一個對策是「進諫」,皇帝老爺對仁政沒興趣,對暴政卻心嚮往之,溜又不肯溜,或不敢溜,那麼也只有「進諫」這一條路。而這一條路卻危機四伏,險惡叢生……〈謀利有啥不對〉

──中國的「正史」就是在這種標準下寫成的,「真」的史料一樁樁一件件的被隱瞞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詞藻,和當權派要求的被染過或被漂過而變了形的事蹟。〈「諱」的神聖性〉

──孔丘先生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扥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祖先崇拜〉 

而在結束這一系列的專欄的最後一篇〈不拆兒子的信〉一文結語,柏楊更是語帶玄機地以專欄的結束暗諷從不下台的最高當局: 

有上台就有下台,總不能寫﹝當﹞個天長地久無盡期吧,恭祝政躬康泰,國運興隆。﹝柏楊,1991223 

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的政治意識型態,實則只是踐踏道德文化,強化政治野心與權力慾望的本質,在這篇柏楊入獄前的最後一篇專欄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柏楊以他的雜文向威權統治及其意識型態運作挑釁的結果,就只剩啷噹下獄一途了。

其次,是柏楊對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這種中國人民族性格的批判。在柏楊的批判體系中,這部分屬於「醬缸文化」的產品。用葛蘭西﹝A. Gramsci﹞的話說,就是「霸權」﹝hegemony﹞,「霸權暗示的是,部分形構的主宰性並非介由意識型態的強制,而是依靠文化領導權所致」,而這種領導權則來自「贏取被宰制階級的積極認可」﹝Hall, 198285﹞。換句話說,這種文化領導權不是由上而下的強制,而是一種被統治者浸潤其中,最後習焉不察的意識型態的表現,也可說是歷史累積下來的產物,用柏楊的話來說,包括權勢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術和詐欺、殭屍迷戀、窩裡鬥,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殘忍、虛驕恍惚等等中國人的民族性格與文化習氣,都具現了這種「醬缸」霸權﹝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中國人民族性格﹞的發展與擴張。同樣舉例以證[20]

──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最大特徵是不徹底,不精確。誰要是求徹底,求精確,誰就是不近人情,存心挑剔。〈親臨學〉

──中國五千年來鑄成的大醬缸,把俠義情操和同情心都醬死啦,醬成了冷漠、忌猜、殘忍無情,嗟夫。〈非人也〉

──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幹」,全是「不走正路」。於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盡矣,是非的標準,顛之倒之矣,人與獸的區別,微乎其為矣。唯一直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力眼。〈可怕的人類渣汁〉

──如果有一天中國人的老祖宗盤古老爺大發脾氣,要徹查是誰把中華民族糟蹋斲喪成今天這個樣子,知識份子的屁股恐怕得先打個稀爛。蓋權力是一種汽油,知識份子不但不設法防止它燃燒,反而搶著點火,怎不一發難收乎哉?〈沒有倫理觀念〉

──該閣下所以笑容可掬的蹶屁股鞠躬,不是故意要那樣,而是習慣成自然……我也同樣有這種特技,並不是我故意要巴結誰,乃權勢崇拜狂的傳統文化把我閣下醬得成了自然反應,一遇到大傢伙,屁股自然就會往外猛蹶。〈漿糊罐〉 

柏楊雜文中,類似的批判可謂「罄竹難書」,直到他一九八四年他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醜陋的中國人」演講時,更是著力於此。一九八五年,《醜陋的中國人》成書,引起海峽兩岸震撼,以及東瀛日本的注目[21],正在於柏楊的「醬缸文化」批判指出了中國人民族性的深層結構,不僅來自統治者的宰制,也來自被統治的人民的這些權勢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術和詐欺、殭屍迷戀、窩裡鬥,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殘忍、虛驕恍惚等等文化習性的難以革除。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柏楊提出「醬缸」這個概念符號之下,它的符徵﹝signifier﹞指的是具體的醬缸這樣的形象﹝醬汁的容易保藏,經久不壞,及其發酵生黴醬味﹞,符指﹝signified[22]則指涉了兩個心理概念:一是指涉「儒家道統」﹝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的政治意識型態符號﹞,二是指涉「民族性格」﹝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中國人性格﹞。道統由上而下,是強制性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運轉的結果;民性則由下而上,是中國人在儒家文化霸權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活出來的結果。這兩者,且又弔詭地互為影響,一方面,儒家道統在兩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脈相傳,宰制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積累;一方面,兩千年生活出來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習,成為常識,回過頭去持續強化並支撐儒家道統的宰制。「醬缸」於是成為柏楊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國統治神話學的代名詞,牢不可破,並不斷發酵生黴,使中國人的社會終於成為「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

柏楊最後也被這個他所要打破的醬缸所吞噬,更精確地說,在柏楊使用「醬缸」這樣的「表意的政治學」對抗蔣介石父子統治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時,他已經以自身的論述﹝在暴政下進諫的必然結局﹞真理決定了自己下獄的命運,他與統治當局及其背後的儒家道統的意識型態鬥爭,終歸還是失敗的。如同他在一九七七年出獄、七九年復出在《中國時報》副刊開闢「柏楊專欄」的結集的序言所說:

西洋諺語曰:「早起的鳥兒有虫吃。」老傢伙常用以鼓勵年輕朋友勤勉奮發,聞雞起舞。問題是,早起的鳥兒有虫吃,那麼,早起的虫兒哩,牠有啥吃?不但沒啥吃,恐怕反而要被早起的鳥兒一啄下肚。同樣早起,同樣努力,何有幸有不幸哉。﹝柏楊,19829

作為一隻早起的虫兒,柏楊猛撞醬缸的結果,是被醬缸吞噬。但是,即使他沒有撞破醬缸,卻也至少突顯,或者掀開了醬缸的臭不可聞及其腐蝕性,將中國文化中的儒家道統假面、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殘缺,一股子暴露開來,讓聞者反省,思考,讓權者警惕自制﹝最少不讓權者爽快﹞,都盡到了一個知識份子應盡的責任。在這個層面上,這隻早起的虫兒,最少不愧不咎於他對醬缸文化的批判。 

四:結語:孤鴻展翅迎箭飛 

中國雜文大家魯迅三○年代曾經以〈小品文的危機〉為題,以「小擺設」諷刺當時小品文的趨勢「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摹挲」而走到了危機。魯迅認為,小品文應該是「生存的小品文」:

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它給人的愉快是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魯迅,1986:94-97

用魯迅的這個理念來看,柏楊的雜文,在六○年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不啻就是對統治者擲出的匕首,投槍。當時的柏楊有著一樣的認知:

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他發揚光大,它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國民黨蔣家王朝……對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產黨帽子往他頭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立即剷除。這套手法我並不是不了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義的事,就像聽到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柏楊,1996235

將雜文當成戰鬥的武器,對著暴政的心臟擲去,這在柏楊的雜文中因而也承續著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強哉矯特質。它來自柏楊面對暴政的勇氣和正義感,當然也來自魯迅發揚光大的這種批判文體的新傳統。柏楊的雜文,不管作為對抗暴政的利器,或者作為批判中國儒家道統文化的鞭子,都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這個印記同時又表現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之中,柏楊接下雷震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未竟的抗鬥,以雜文的尖銳迂迴,取代雷震們政論的直率,繼續政治改革與人權思想的傳播工程。通過柏楊寫於六○年代的雜文,當時台灣威權國家機器及強人的真面目,更直接地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直抵台灣人民的心靈之門,啟發並且鼓舞在《自由中國》停刊之後苦悶的台灣社會,繼續雷震未完成的政治改革之路。柏楊的雜文,在這裡也有著政治鬥爭的意涵。但與魯迅和他的左翼陣線相互奧援的年代不同的是,面對著以「儒家道統」作為掩飾的國民黨機器,當時的柏楊與另一位一樣正面衝撞國民黨文化霸權的雜文家李敖,則形如孤軍奮鬥[23]

柏楊雜文的核心表意,即「醬缸文化」的論述,並不因他的入獄成為明日黃花,通過「醬缸」這個符號,柏楊所深刻掌握到的中國文化「儒家道統」與中國人「民族性格」的歷史病灶,迄今仍根深柢固地抓攫住中國人所在之地,未嘗真正拔除,而與魯迅描述中國人民族性格的「阿Q」典模繼續並存。有阿Q,才有打不破的醬缸;有醬缸,就有去不掉的阿Q。這是魯迅和柏楊可以驕傲之處,他們正確地把到了中國文化/政治深層結構中的病脈;但這也是魯迅和柏楊都必須慚愧的所在,他們終歸無法為阿Q開藥方,將醬缸打破,畢竟,作為匕首,他們的雜文刺破的還只是中國人民族性格中的「面子」;作為鞭子,他們的雜文最多也只傷到中國儒家道統的「表膚」而已。

但即使如此,柏楊的雜文在文化批判的意義上,也與魯迅一樣,顯示了猶如劉綬松所說的: 

在浩如煙海的詞彙中,選擇了那最能表情達意的語詞來準確、鮮明而又生動地表現他的戰鬥的思想內容,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一絲不茍的創作態度,但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他對社會生活的無比敏銳的洞察能力,對於生活真理的堅持和保衛的戰鬥者的高貴品質。﹝劉綬松,1979101

此一高貴品質,是知識份子格調最具體的表徵,它通過雜文﹝意識型態的論述形式之一﹞顯現了知識份子面對權者與統治者毫不屈服的身姿: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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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宋定式﹝1978﹞〈傳統社會與新知識份子〉,《仙人掌》雜誌,25號﹝頁71-100﹞。

姚立民﹝1982﹞〈評介向傳統挑戰的柏楊〉,藍玉鋼編,《七十年代論戰柏楊》﹝頁1-55﹞,台北:四季。

柏楊﹝1974﹞〈柏楊的答辯書〉,一至十,孫觀漢編,《柏楊和他的冤獄》,香港:文藝書屋。

柏楊﹝1985﹞《醜陋的中國人》,台北:林白。

柏楊﹝1991﹞《死不認錯集》﹝西窗隨筆10﹞,台北:躍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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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策﹝1970﹞〈台灣的「文化復興」的探討〉,《中國季刊》,43號﹝頁:81-99﹞。

雷震﹝1960﹞〈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自由中國》,2210期。

劉綬松﹝1979﹞《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學。

  迅﹝1986﹞〈小品文的危機〉,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台北:蘭亭出版社。

錢永祥﹝1988﹞〈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期﹝頁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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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S. (1982).The Rediscover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G. Michael, et al.(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pp.56-90.

Ritter, J.( 1989)墨勤譯,《醬缸:柏楊文化批評》,台北:林白。

Saussure, F.(1974).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1] 虫兒,繁體作「蟲兒」,本文均以「虫」代「蟲」,象「孤」蟲意也。

[2] 這句「名言」引自柏楊在一九六八年遭國民黨逮捕起訴後所撰的〈答辯書〉第一封,當時負責偵訊的調查局組長李尊賢這樣告訴柏楊:「沒有人告你,是你自己告自己,你寫了這麼多書,當然要查查你。」﹝柏楊1974:73﹞

[3] 這個部分,詳見《柏楊回憶錄》﹝柏楊,1996:262-272﹞。

[4] 關於此一漫畫內容及柏楊被捕偵訊,詳姚立民﹝1982:46-52﹞。

[5] 見柏楊﹝1974:95﹞。在〈答辯書〉之二中,柏楊認為他的案情純粹就是中國皇帝專制時代的文字獄──鼎盛時期是清朝,特點就是「故意的曲解和堅決的誤會」。

[6] 根據《柏楊回憶錄》,實則柏楊開始雜文專欄寫作,始於一九六○年五月,在《自立晚報》副刊開「倚夢閒話」專欄,迄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止,計七年十個月。

[7] 所謂「三作牌」,乃是諷刺當時的警察局牆上都高懸「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的標語,這使警察在柏楊雜文中佔了非常突出的地位,也使柏楊得罪了「維護治安」的警政單位。﹝柏楊,1996233-234

[8] 《異域》的報導引起國防部對《自立晚報》的強大壓力,也使柏楊遭到當時憲兵司令部政戰主任蕭政之的警告:「我們不能明目張膽的查封報紙,但可以查封你。」﹝柏楊,1996246-247

[9] 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ratuses﹞是阿圖塞﹝L. Althusser﹞的概念,指與武力國家機器之外,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系統,諸如媒體、教會、學校、家庭等。﹝Althusser,1971.

[10] 雷震當時在《自由中國》社論中撰寫〈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要求國民黨須退出軍隊、警察、學校與司法機關,國民黨黨費不由國庫開支,變相的國民黨機構應一律取消。﹝雷震,1960

[11] 語見一九九一年躍昇文化版《死不認錯集》〈序〉按語。

[12] 平原版之後,其間有一九八一年星光版,一九九一年躍昇文化版。新版有部分更動,即將首句「渾沌社會」改為「渾沌而封建的社會」,改末句「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也」為「使中國人的靈性僵化,和國民品質墮落的社會」。﹝柏楊,1991:41

[13] 「猛撞醬缸」,「死不認錯」均見〈序〉文,並先後成為該書新舊版書名。

[14] 以這個理由,本文在篇幅有限下,因而以此書為樣本,作為檢點柏楊雜文及其文化批判的主要依據。

[15] 以上的經歷,整理自《柏楊回憶錄》。

[16] 根據《柏楊回憶錄》,由於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短篇小說〈幸運的石頭〉,導致有人打他小報告,說他在東北陷入解放軍之手時,曾被俘虜,受訓。此後這項流言成為他中年以後的巫蠱,使他在救國團高層中失掉信任,最後則因與倪明華的戀愛,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離開救國團。﹝柏楊,1996225-229

[17] 根據陶策,〈台灣的「文化復興」的探討,《中國季刊》,43號,1970:81-99。陶認為這個運動帶有政治性質:意在藉著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以強化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權。

[18] 這些收集在《死不認錯集》的雜文寫作時間,正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開始雷厲風行的一九六七年;對應中國文革的如火如荼,柏楊的「不識時務」、「死不認錯」,更顯得突兀,而有衝著蔣介石而來的意涵。

[19] 這些引文均見「西窗隨筆10」《死不認錯集》。柏楊對於儒家思想﹝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主流﹞基本上採取全面批判的態度,這種類似於當時中國文革「批孔」的筆調,應該也使他觸怒了當道。

[20]這些引文同樣均見「西窗隨筆10」《死不認錯集》。柏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醬缸﹞的影響中國民族性素有深刻觀察,這些醬缸產物,與其說是來自統治者,不如說是封建意識和士大夫意識糾結下,自然醬出來的民性。 

[21] 根據媒體報導:在台灣,《醜》書上市一個月即售出一萬五千餘本,其後不斷再版;在中國,該書於八六年開始發行,八七年三月北京《光明日報》以社論點名批判;在日本,一九八八年推出日文版,上市十天即突破三版,賣出五萬五千本,進入暢銷排行榜。﹝柏楊日編委會,1993

[22]這裡符徵﹝signifier,或譯能指﹞和符指﹝signified,或譯所指﹞,援自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號學。索緒爾認為,符號是一個具有意義的實體﹝a physical object with a meaning﹞,由符徵和符指所組成。符徵,是符號的形象﹝image﹞,可以由感官感知;符指則是符號所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Saussure, 1974

[23]李敖及《文星》與柏楊同時而不並肩作戰。李敖稍後於柏楊,在一九七二年遭國民黨以「叛亂」罪下獄。

[24] 這是《柏楊回憶錄》〈尾聲〉的詩句﹝柏楊,1996:398﹞,用這句詩來結束這篇論文,也相當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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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七
再現南投「意義地圖」:析論日治以降南投新文學發展典模
論述六
一個自主的人:論楊逵日治年代的社會實踐與文學書寫
論述五
猛撞醬缸的虫兒:試論柏楊雜文的文化批判意涵
論述四
樹的真實:論楊牧《年輪》
論述三
從民間來,回民間去:以台語詩集《土地的歌》為例論民間文學語言的再生
論述二
「台北的」與「台灣的」:初論台灣文學的城鄉差距
論述一
被忽視者的重返:小論知性散文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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