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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副」刊大業
對於全球華文報業而言，副刊，過去是，現在也還是多數華文報紙眾多版面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版面；至於將來，恐怕就很難說了。
就報業經營的現實層面來說，副刊在報紙主要的新聞資訊服務之外，提供了一個足以讓讀者休憩、停歇的園地；也標誌了所有報紙在大同小異的新聞處理之外，一個足以和其他報紙爭奇鬥豔、並且獨樹一格的報紙風貌。
就華文報紙的歷史傳統來看，副刊則在報業史上具有重要的、微妙的、並且獨特的地位。副刊的重要，來自它具有除了提供新聞和資訊之外的文化傳播意義，它是華文報業「以傳播硬體生產的軟體形式出現之文化的商品化」（McQuail,1994:96），一方面象徵著某種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一方面又是文化價值的生產機器。副刊的微妙，在於它相對於當代西方報業，以全然不同的身姿存在於華文報業之中，彰顯著東方傳媒與西方傳媒的殊異面相；又相對報業自身，它以透過報社外部作家提供文本，參與耕耘的「公共論壇」形式，有別於其他「新聞」版面的生產與表現。副刊的獨特，來自於它既是大眾傳播的，同時又是文學的媒介。在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上，它必須留意「大眾」的消費需求，一如麥奎爾（McQuail,1994:99）所說，作為文化產品（出之以形象、思想和符號的形式）在媒介市場中如商品一樣地產銷；而在文學此一心智的創造中，它又屬於一種精英趣味，是作家或編者個人理念和文學品味對社會生活的總體呈現，「不僅止於權力和交易……也包括審美經驗、宗教思想、個人價值與感情以及知性觀點的分享」(Carey,1988:34)。這種介於大眾文化與精緻文化之間的擺盪，形成副刊在大眾傳播媒介中最為獨特的特色。
也正因為如此，華文報業的副刊，同時就具有「從屬」與「自主」的雙重媒介性格。副刊從屬於報紙正刊（新聞版面），作為正刊的輔助、補充與旁襯角色，這也點明了「副刊」此一版名之所以為「副」的符號來源；但副刊也自主於報紙正刊之外，在內容、形式、結構與精神，乃至人員、編制、作業上，都與正刊別樹一幟，自成天地。副刊不「補」正刊的「白」，不被新聞所役，它與「新聞」一樣關注社會、反映人生世相，後者「據實報導」、前者「虛構描摩」，卻都為閱聽大眾提供了鏡中鏡外相互映照的真實。甚至，副刊文學的虛構，有時還比新聞的厚描更接近社會真實。
副刊其實不「副」，就媒介與社會、傳播與文化的關係來看，副刊是華文報業貢獻給讀者據以參與並實踐、分享和使用的大業。弔詭的是，在既是大眾傳播的、又是文學的媒介特質中，副刊，特別是戰後五十年的台灣副刊，因而也不能不在大眾與文學之間，摸索並調整其文學傳播模式，而逐步地走向一個「大眾副刊」的模式。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企圖透台灣報紙副刊歷史脈絡，副刊守門人的相關論述，比較分析五十年來不同副刊模式的摸索、調整、建立及其轉化，提供趨勢觀察，作為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研究基礎。
二、副刊：被歷史與社會切割撕扯的媒介
就整個華文報業的副刊「形象」來看，台灣報業中的副刊，緣於五十多年來在台灣這座被海洋孤立的島嶼，以及約三十八年(1949-1987)威權統治的隔絕，在精英薈萃、鎖島深耕的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了異於大陸中國與世界各國華文報業副刊形同實異的丰采。
台灣的報紙副刊，作為一種既具公眾性又具私人性的媒介，在其公眾性的部份，它們「園地對外公開」、讀者涵蓋各階層、同時不為新聞人員專屬獨佔；在私人性的部份，它們擁有相當威權的主編裁斷權、為特具文學或知識才智的作家「服務」、大半內容來自作家心智的呈現、並以作品水準與風格的獨創為選擇標準。公共性，是廣大讀者接近使用副刊的基礎，也是副刊得以在大眾傳播媒介的報紙存活的理由；私人性，則是副刊主編及其作家班底得以掌握文化霸權、型塑社會價值的源頭，也是副刊能在面貌模糊、以記錄社會現象為已足的新聞媒介之內發出「唯一的高音」，掀動時潮、獨樹風格的動力。
這種既具公眾性又具私人性的媒介特質，有其來自歷史的脈絡。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台灣的報紙副刊受到兩股報業歷史的切割。其一是中國報業發展流程的「附出」報或「附張」版的延續；另一則是台灣自身報業歷史中「文藝欄」的紹承。
中國報業「附出」報與「附張」版的出現，約略與近代中國報業的發端同時並進，1872年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申報》，為與1861年創辦的《上海新報》競爭，乃於新聞版面公開徵求「騷人韻士」之「短什長篇」，刊登「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的作品，後又增加俗語、時文、燈謎、聯語徵對及劇評，開華文報業副刊之先河(賴光臨，1984:48)。其後，1897年上海《字林滬報》隨報「附出」〈消閑報〉，於是而有胡道靜(1948)所稱許的「成形的副刊」正式走上報業史的舞臺。二年後《字林滬報》轉由日人「東亞同文會」經營，易名為《同文滬報》，並將〈消閑報〉的「附出」小報方式納入該報版面之中，成為附張「同文消閑錄」(吳輝達，1977:81)，副刊從此存在於報紙之內，並為其後繼出的報紙所倣效。
到了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報紙副刊掙脫出「附張」的格局，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帶來鼓動社會思潮、文化改造，以及對於風起雲湧的報業的影響。五四開始後，「中國約有四百種白話文的新刊物出現。…（它們）紛紛改用白話文，而且開始介紹現代西方思想和知識。為了配合及加速這種改變，原來的老編者多數都被激進的、有現代思想的年輕人所代替（如胡適、茅盾、李石岑等）」（周策縱1979：150-196) 。很多日報增加專欄或出版副刊來刊登新文學作品和討論文化及學生運動。而對大眾需求毫無反應的報紙，則銷路劇跌、被迫停刊。
當時能發揮媒介傳播力量的報紙副刊，著者有《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北京《晨報》「副鐫」。三報副刊，三足鼎立，不但對五四之後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起重大影響，也確立了華文報業「副刊」傳播的與文學的屹立的位置。
同時，三報副刊似乎也互有默契。《時事新報》「學燈」版設於1918年3月3日，迄1929年5月停刊
，走「促進教育，灌輸文化」的路線，「撰述者都是一時之選，於是學界極表歡迎」（秦賢次，1985:46-47)；《民國日報》「覺悟」發刊於1919年，國民黨人所辦，主要是革命理論的闡揚，注意對青年學生意識思想的指導，以及對封建勢力的批判，顯露出「偏其所偏」的辛辣辣的味道（遯叟，1970:154)；北京《晨報》「副鐫」於1911年10月出刊，主編者孫伏園一改當年各報副刊重視知識、意識的走向，大量譯載世界文學名著，發表文學名家創作，奠定了「文學副刊」的模式（秦賢次，1985:頁50-51)。
「學燈」、「覺悟」與「副鐫」以其各自建立的「學術的」、「思想的」與「文學的」副刊模式，確定了此後華文報紙副刊論述形貌，從此也成為華文報紙副刊形貌各異、分殊亦多的基本內容及編輯走向（林淇瀁，1993:80）。同時，隱藏在「學燈」、「覺悟」與「副鐫」三副刊背後的，則是五四運動的社會變遷波瀾；它觸及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國家尊嚴與社會重建問題，這提供給當時萌芽的報紙副刊豐饒的土壤。
戰後台灣的報紙副刊，就其顯揚的傳統歷史來看，是紹續了此一五四以後中國報業副刊的譜系；但就其隱抑的本土社會而言，則另有來自日治時期台灣被殖民經驗的坎坷心路。
在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尚未接收台灣之前，台灣已有報紙，報紙也有稱為「文藝欄」的副刊。相對於同年代中國習稱的「附張」、「附出」，「漢文欄」、「文藝欄」這個副刊符號的用法，顯示日治時期台灣報紙副刊與中國報紙副刊並非同源。1898年，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第三年起，日本人經營的日文報紙《台灣日日新報》首設與同年代中國報業「附刊」內容類似的「漢文欄」（主編章炳麟），展開了台灣報紙副刊的先聲；1904年，連橫主持《台南新報》漢文部，1908年，接台中《台灣新聞》漢文部主筆，迄1911年赴中國大陸止（林文月，1977:27-36)，在他任職《台南新報》、《台灣新聞》期間，台灣舊詩社團「櫟社」（台中詩人集團，1903）、「南社」（台南詩人集團，1906）相繼成立，連橫所主持的《台南新報》「漢文欄」曾對傳統詩界「擊缽吟」提出批判，而引發櫟社詩人在《台灣新聞》「漢文欄」上反駁，從而爆發台灣文壇及副刊第一次筆戰。這種透過報紙「漢文欄」提出「革新議」，掀起論戰的副刊功能，與同時代中國報業「附張」「聊供消閑」大有不同。
不過，受到日本統治當局依「六三法」而頒的「台灣出版規則」、「台灣新聞條令」的限制，直到1930年，台灣才出現第一份由台灣人辦的日報《台灣新民報》，在此之前十年，它的前身分別是東京《台灣青年》(1920)、《台灣》(1922)、《台灣民報》(1923)等雜誌與週報。這個台灣人精英自辦的報業可統稱為《台灣新民報》系，它起自東京，終於台灣，至1941年易名《興南新聞》、1944年併入《台灣新報》止，前後約二十四年。
日治下台灣報紙的副刊改革，從《台灣新民報》系開始，後來廣為島內各日人報紙所效，並通稱之為「文藝欄」（或「學藝欄」）直到戰後。「學藝欄」中，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佳作，以及台灣作家的作品源源不斷，胡適、魯迅、郭沬若、冰心、周作人、梁宗岱、徐志摩等作品均曾被介紹給台灣讀者，而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幾次大辯論，也多在此點燃（林淇瀁，1993:97-99)。
《台灣新民報》系副刊對台灣文學／文化的貢獻是，提供給摸索中的台灣作家廣闊的思想、文學創作與論述的空間，葉石濤（1978:28-29)認為「『台灣新民報』從1920年到1944年，享有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壽命跟台灣新文學共存亡」。此外，它也為戰後尋找根源的的台灣文學家提供了台灣論述的建構基礎七○年代開始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再出發及「台灣文學」主體性的重建，均與此一副刊有隔代的關聯。
戰後的台灣報紙副刊，就是在如此兩條或隱或顯的歷史源頭切割下，與五十年來威權統治中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撕扯中，由不同的副刊守門人根據他們的文學的、傳播的、社會的乃至政治的策略，刻繪出台灣報紙副刊的獨特面顏，寫下了在整個華文報業副刊發展中的新頁。
三、副刊主編：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從大眾傳播研究的向度來看，報紙副刊的傳播過程，也適用於傳播研究先驅之一拉斯威爾(Lasswell,1948:37)提出的公式：
Who（誰）says
What（說些什麼）in Which channel（經由何種管道）
to Whom（對誰）with
What effect（產生什麼效果）。
在這個簡單的傳播過程中， Who（誰）says What（說些什麼）in
Which channel（經由何種管道），都牽涉到傳播者。傳播者選擇並加工傳播訊息的內容，透過某一媒介加以呈現，在此一傳播的起始過程裡，傳播者同時是媒介與訊息的守門人，他的身分、角色扮演，以及他選擇並加工訊息的立場、觀點、視野和取向，都會影響媒介內容。甘斯(Gans, 1979)和吉特林(Gitlin,1980)曾就媒介內容的呈現提出五個主要假設，其中之一便是媒介內容會受媒介工作者的社會化和態度影響，另外四個因素：社會現實的反映、傳媒組織的慣例、社會機構和社會力量以及意識型態立場等，雖非直接卻也間接地影響到傳播者選擇訊息內容的考量。
放到副刊來看，副刊主編，此一在台灣報業和文壇中都同時具有守門人身分的角色，就好像
林燿德(1991:)所描述的：
副刊在台灣形成獨特的傳播整合型態，它們所整合的對象是個別作
家、文壇和不確定的實際讀者群，副刊編務執行者納編在報業行政系統之中，既是傳播者的一部分，也是文壇結構的一部份，成為雙重身
分的組織化個人。
這個副刊主編身分，一方面是傳媒組織中的一員，受到媒介組織文化的制約；一方面是文壇結構中的一員，受到文壇權力結構的影響。從而造成不同副刊內容的不同表現，也相當幽微地表現在不同的副刊主編的副刊論述之中。
以副刊的定義界定為例。「副刊」這個符號，在台灣報業中具有兩個意涵，其一泛指所有「非新聞版面」，其一專指「文學／文化走向的版面」。在文壇的界定中，其層次有二，其一為「廣義的」的副刊，另一為「狹義的」副刊。前《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如陵(1974)認為「副刊是一種綜合性的活頁雜誌，其構成成分以文藝為主，附屬於報紙，作不定期的發行」，根據此一定義，「副刊」的內容除了新聞被排除之外，幾乎無所不包，舉凡文藝創作、生活報導、學術研究、時事雜文、歷史傳記、民俗、圖書出版、家庭資訊、理財投資、科學發明、乃至影視娛樂資訊，均可以被稱為「副刊」。這個副刊定義的論述，同時包含了「非新聞版面」與「廣義的副刊」兩種特質，放在四、五○年代的台灣報業來看，也顯示了戰後約二十年間報紙副刊的主流風格，我們不妨稱之為「綜合副刊」。
與孫如陵的副刊定義稍有不同的，是「狹義的」副刊定位，專指以文藝、文學、文化為取向的副刊，事實上，此一特定的「副刊」定義，並非一夕之間形成。曾在五○年代擔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
(1981:90) 即透露在她接編之前，「聯副」是綜藝性濃，文藝性淡的副刊；接編後開始走向「文藝性」的方向。此一「文藝性」方向的副刊模式，其後為台灣各報副刊所依循，形成了六○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副刊」模式。前「自立副刊」主編向陽(1992:182)指出，「這個副刊模式，即是在強調『文藝性』的綱領下，以文藝作品的發表及園地提供作為主要功能，兼及知識、趣味」。
七○年代中期，副刊的定義又有進一步的衍申，副刊不再滿足於「文藝性」而轉到「文化性」的取向。曾經掀起副刊改革運動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
(1979) 強調，一個新型的副刊應該是：
在形式上，它是從文學的筆出發，以多風貌多姿彩的表現，來反映現實，重建人生，帶動文化，甚至發揮出社會整體的批評與創造的功能；
在內涵上，這一塊版面也擁有了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是一座橋
樑，…一種溝通的工具。其次，它是一扇窗戶，掌握且傳遞了各式不
同的訊息…。
復次，它是一面旗幟，…展現一份報紙的理想與特色…。此外，它還
是一個天秤，…具有輿論的變遷價值。
曾與高信疆在同一報系任《工商時報副刊》主編的詹宏志(1980:11-12)，進而以「文化副刊」的模式強調此類副刊的特徵為：內容的多元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計劃性的傳播、知識份子的大量參與。
總的來看，戰後的台灣報紙副刊，由四○年代到八○年代中期，就是以「綜合副刊」、「文學副刊」、「文化副刊」等三個模式，表現出各副刊不同的面顏，而這些外觀的殊異，究其根源，又來自副刊守門人對於副刊此一媒介所懷抱的不同寄望與認知。
1987年桎錮台灣報業長達四十年的報禁解除，副刊的形貌隨著報業競爭、報紙張數的大幅增多而產生了更多元的、複雜的改變；同時在報禁階段副刊所發揮的影響力也有逐漸衰頹、弱化的趨勢。報紙張數增加，使得過去「擠」在副刊版面中的某些內容「分枝」到諸如「讀書人」版、「開卷」版，「鄉情」版、「寶島」版，或者在報社為符合不同階層讀者所需及市場競爭壓力下，衍化出了各種「週報」、「週日版」。以九○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為例，每日版面多達四十餘版，「副刊」只居其一，與七○年代在報紙十二個版面中扮演強勢角色的副刊已不能同日而語。這個階段的副刊不再是像高信疆所說的「旗幟」、「天秤」了，而只是報紙的一扇「窗戶」。副刊主編這時面臨的挑戰，「聯合副刊」主編亞弦十餘年前(1982:40)已經意識到：
勢必要確切分析讀者究竟需要什麼？副刊能給讀者什麼？並從而引導
讀者給讀者一點什麼？而又是否在這原是相互對立的矛盾中尋求執中
而理想的方式進行編輯工作？
進入九○年代後的台灣報紙副刊主編，面對的則是更大的「大眾」壓力。副刊主編已經不能再只是從傳播者的角度單向地強調媒介內容，而必須將「讀者」（另一面則是「市場」）的需要納入媒介內容的選擇過程中。這使得九○年代台灣的報紙副刊出現了既非「綜合副刊」、也非「文學副刊」、「文化副刊」等那樣清楚的界分，而與報業市場政策相隨，隨時調整它們肆應讀者（市場）的內容。這種讀者取向的副刊可以名為「大眾副刊」模式，它反映的是「非傳統的、非精英的、成批生產的、商業的、同質的」大眾文化（McQuail,1994:40）特質。
四、大眾副刊的臨與終：幻變的布紋
台灣的報紙副刊，從早期的「綜合副刊」到中期的「文學副刊」、「文化副刊」乃至進入九○年代的「大眾副刊」模式，固然與不同年代的社會變遷有關，更與報紙的大眾媒介本質有關。九○年代台灣報業的競爭是全面性的、全方位的競爭。五○年代之際，報紙以訊息提供為主，綜合副刊「可重可輕，可多可少，可有可無」（孫如陵，1974），被報業視為「報屁股」；到了六○年代轉型為文學副刊之後，副刊開始受到報業的重視，並且對文壇產生影響；七、八○年代的文化副刊競爭，更是把報社對副刊的重視帶到最頂峰，亞弦即具體地指出，「報社重視副刊的程度不亞於新聞版，甚至認定副刊的內容與方向攸關訂報率」，報紙的資源不斷投入副刊之中（水雲，1984:84-90），帶來了文化副刊的黃金時光；但是九○年代之後，副刊在報業市場的壓力下，逐步走向「大眾副刊」之路，其重要性反而慢慢地被一些更符合大眾需求的廣義副刊（如寶島鄉情、以至消遣、資訊）等接收，甚至在近三年來出現了報紙取消副刊版面（如自立早報、聯合晚報、中時晚報）或加以萎縮（如自立晚報、台灣時報）的現象，副刊的大眾化，已經成為副刊編輯人員不能不面對的嚴重課題，「不改變，就取消」，也成為報業經營階層思考副刊存廢的基本邏輯。
此一副刊模式的變遷，其實早在八○年代初期「文化副刊」獨領風騷時就已為敏感的副刊守門人所警覺，現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在擔任《台灣時報》副刊主編之際，就以「副刊雜誌化、大眾化」為題，指出：
副刊雜誌化，而不應死守純文學的老路，…就報業的發展而言，就報
紙與報紙之間的競爭激烈情形而言，報紙副刊內容必須調整到文學以
外的知識層面，甚至重大新聞的背景新聞亦可處理，…相信必能引起廣大讀者注意。（梅新，1980）
一方面，副刊守門人發現在報業發展中的副刊已經「不能不變」，一方面這也和報業的媒介特質有關，向陽(1996: 27)指出，副刊的存在與否，「根本上是隨著報業政策而轉移的」，「當報紙的讀者結構改變，報業政策便會立即隨之轉變，而其考量點，厥在於讀者及社會集體思考的衡量」。是報紙這種高度依賴讀者＼市場，鼓勵或壓抑了副刊的傳播功能及其盛衰存廢，而副刊的大眾化，一半就來自這種高度依賴市場的媒介經營政策。
浮面地看，打開九○年代台灣各報副刊，瑰麗多姿、路徑岐出，副刊內容繽紛，從最「媚俗」的到最「孤絕」的素材雜然並存，從最「傳統」的到最「前衛」的資訊一應俱全，從最「保守」的到最「激進」的意識型態各擁框架。不同的副刊，交相輝映，展示了它們與七○年代台灣、三○年代中國，乃至日治時期台灣報紙副刊、清末年間中國報紙副刊不一樣的臉紋與眼神。彷彿所有的年代都來到這些長方形的副刊中一樣，詭譎的歷史和幻變的社會交織出了九○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複雜布紋。
仔細觀察這種布紋，則我們會進一步發現，交織在布紋中的，大半是來自不同背景、身分、意識型態、文化認知和傳播策略的副刊守門人經由「選擇」(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過程所「決定」的結果。選擇，指的是從「原料」的挑選到傳送成品的決策過程；加工，指的是在決策「鍊」下足以影響成品性質的工作習慣的應用( Hirsch, 1977:13-42)。換句話說，九○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多彩繽紛，乃是因為不同副刊的主編「選擇」與「加工」的策略性成品。此一過程，涵蓋了副刊路向的決定、副刊作家作品的挑選、以及依據副刊主編理念及工作習慣所決定的風格。
再進一層分析，這些不同副刊主編「選擇」與「加工」後的策略性成品，其實全都指向它們的讀者，以讀者的反應作為依據，副刊主編調整路向、挑選作家作品、並遵循媒介內部文化、工作習慣進行傳播，副刊守門人強烈的個人色彩，如七、八○年代副刊那樣的「旗子」已經收起，取代的是副刊，做為大眾媒介機器中的一個部門，對報紙發行量、讀者閱讀率乃至報紙成本的精算。
這是一個沒有「旗子」也不要「旗子」的傳播年代，對副刊尤其如此。副刊主編呼風喚雨的時代一去不回、副刊作家一夕成名的機會不再、副刊作品紙貴台北的盛況盡失；連帶的是，六○年代「文學副刊」培育出的作家封筆、七、八○年代「文化副刊」力捧出的文化明星消褪，以及進入九○年代後文學、文化出版工業的蕭條。
大眾化也帶來商業主義( commercialism)，反過來說，商業主義加強了大眾化。九○年代的大眾副刊對於大眾文化的討論、關注逐漸加重，文學也是。顯例之一，隨著職棒的風行，「棒球文學」一度是部份副刊的主力商品；顯例之二，逐日追逐新聞事件的「後設」小說在副刊上以媚俗的文本逐日連載；顯例之三，大眾明星歌手撰寫的小說成為報社頭版要目強調的「主菜」；顯例之四，副刊與商業機構合辦有利於商品廣告的徵文活動。這些顯例，不勝枚舉，在這種愈加商業化的「大眾副刊」模式中，出現了一如布倫樂( Blumer, 1991) 所稱的「商業性環境」，卻也「提供了使得革新和創造不可能的約束性措施」。
副刊的這種大眾化傾向，絕非多半來自嚴肅文學領域的副刊主編所樂見，卻又不是他們主觀意願所可能扭轉的。大眾副刊乃是大眾媒介面對市場競爭壓力下不得不然的選擇、不得不然的加工。麥奎爾（McQuail,1994:103）在分析大眾文化的特質時，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名之，指這是「兩方面的作用的產物」，一方面為了吸引「大量」的讀者和佔有更大的市場，媒介必須付出更「大量」的努力，使用當代的語言進行表達；另一方面，大眾讀者同樣也會主動要求獲得類似費斯客(Fiske,1987)所說的「意義與愉悅」(meaning and pleasures)。
可是，一個慘酷的「前景」出現了，大眾副刊在幻變中因而更具有幻滅性。當副刊守門人選擇和加工出來的產品，不能吸引「大量」的讀者，不能讓報紙在競爭中佔有更大的市場，副刊就面臨裁撤、縮編甚至從報紙版面消失的命運；而曾經以副刊作為閱讀「意義與愉悅」來源的大眾讀者此時卻不會主動要求報紙繼續提供原有的副刊，他們會很快地在報紙的其他「副刊」上，或者其他報紙的副刊中找到替代品，而把原來的副刊忘得一乾二淨。
五、結語：從屬與自主
就像一首台語流行歌的歌名「懷念的播音員」一樣，二十一世紀來臨後捧著一大疊報紙的五十歲以上的台灣讀者，可能會在找不到「副刊」的報紙之前，油然想起他們曾經在年輕時光中崇拜過、享有「意義與愉悅」過、並且因之成長的「懷念的副刊」及「懷念的主編」。
五○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讀者，曾經為「綜合副刊」帶給他們的知識上的趣味；六○年代的讀者會記得「文學副刊」帶給他們的心靈上的充實；七、八○年代的讀者忘都忘不了以「聯副」和「人間」在為首的眾多「文化副刊」所掀起的文化視野的競爭，當中交雜著大轉捩點上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及文化變遷的光澤；九○年代的讀者，在各種立場不同、市場目標一致的「大眾副刊」之中，最少也還可以滿足與當代大眾文化相當靠近的愉悅。
但是，二十一世紀時，這些不同模式的「副刊」有可能成為圖書館中的微捲，提供那些二十世紀末葉的讀者回憶，曾經有過的一段與副刊交心的時光。在華文報紙的歷史傳統之中扮演過重要、微妙、並且獨特角色的副刊，已經走過它標誌精英趣味、作家或編者個人理念以及模糊的大眾需求的路途，退出大眾媒介，不再與新世紀的報紙讀者分享審美經驗、思想、個人價值與感情以及知性觀點。
這樣的結語，似乎顯得相當悲觀。副刊，作為大眾報紙中的版面，曾經擁有其他新聞版面從未有過的兼具「從屬」與「自主」的雙重性格，但從台灣報紙副刊的發展來看，在「綜合副刊」階段中，它的「從屬」於報紙正刊，反而賦予了它「自主」於報業市場壓力之外的絕大空間；在「文學副刊」階段，它雖然依舊「從屬」於報刊，卻因為報業經營的逐漸多角化，以及它的受到讀者歡迎，被納編到媒介結構之內，減縮了一些「自主」空間；到了「文化副刊」階段，副刊因為主編守門人意識的覺醒、也因為內容的多元取向，強烈地在報紙正刊之外表現了它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成為報業市場競爭的利器，正式告別了「文人」副刊的性格，擺脫「從屬」於報紙正刊的命運，但這也反過來讓它減損原來可能不受經營者重視而得以擁有的「自主」空間；迄至九○年代的今天，則是「大眾副刊」的完全「從屬」於報業經營與市場考量之內，作為文化商品，無以「自主」於報業市場壓力之外。副刊不再獨樹一幟，自成天地。副刊也不再「補」正刊的「白」，卻與新聞部一樣，不能不為大眾（市場）所役。
「副」刊「大」業，在它進入大眾市場，作為大眾消費品的年代，在它「必須既能符合其生產者的趣味，又必須能符合人們的各種趣味」(Fiske,1987:310)的弔詭情境下，於焉完成。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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