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臺北創刊，發行人胡適特別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揭櫫該刊宗旨凡四，其中第一點明確表示「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1]作為一份標榜自由民主價值的媒介，《自由中國》從此開展了它將近十一年的政治傳播與論述歷程，直到1960年9月發行第23卷第5期，遭國民黨停刊為止，總計出刊260號。[2]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誕生，源於支持國民黨的反共抗俄政策；其死滅，則是主張自由主義，動搖國民黨統治基礎所致。它的出現以及它的結束，都和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有關。當其初起，是在國民黨撤退來台之際，它的創辦人雷震早在40年代政治協商時期就是蔣介石親信之一，[3]為了「擁蔣反共」，阻止李宗仁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向中國共產黨投降，因而有籌辦《自由中國》之議，並親赴浙江溪口面謁蔣介石，獲蔣首肯，方才展開。[4]而其最終結局則是：在蔣介石親自指揮下，[5]《自由中國》停刊，雷震遭國民黨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罪判刑十年，雷震籌組的「中國民主黨」就此中輟。

雷震，這位曾經是隨侍蔣介石之側的政治紅人，何以會在隨國民黨來台之後翻轉成遭蔣踩在腳下的異議份子、「叛亂」囚徒？《自由中國》的論述，何以會在不到十年間，從「擁蔣反共」轉為「反蔣反國」？而雷震及其《自由中國》又如何在1950年代的臺灣具體實踐自由主義，其間轉折為何？都是近十年來臺灣歷史學界、政治學界和新聞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其中，部分事實業已釐清，如雷震對於民主憲政理念的堅定信仰與實踐，是導致他由權力核心而邊緣，最後成為反對者的主因，已是學界公論。[6]部分事實，如雷震下獄原因，也因2002年國史館根據國防部移交的「雷震案檔案」出版《雷震案史料彙編》系列而大白。[7]

不過，對於雷震及其《自由中國》與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機器之間何以產生矛盾、衝突？過程如何？則仍欠缺較為深入的析論。歷史學者薛化元曾指出，雷震及其主導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及官方的關係是「由密切交融而摩擦，進而形成彼此關係的緊張，由緊張而破裂，最後導致彼此對抗」，其關鍵在於《自由中國》的言論與主張「和官方的立場越行越遠的結果」。[8]此一說法，雖然說明了歷史成因，唯仍難以充分解釋雷震與蔣介石之間、《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論述之間的矛盾關係，其中牽涉到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四○年代的鬥爭經驗與記憶，也牽涉到雷震在四○年代參與政治協商過程的體悟和意識形態轉變。本文因此擬由此一向度進行耙梳，探究雷蔣衝突關係的演變，以及雷震來台之後主持《自由中國》月刊過程中如何逐漸由「擁蔣反共」轉變為「反蔣反國」的意識形態變化。

1936年，在中國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公佈「五五憲草」，準備召集制憲國大，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後因中日戰爭爆發延宕。

1938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民意機關，但仍為一黨專政。

1942年，國民黨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邀集各黨派參加，以討論憲政實施共識。

迨中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內戰未停，在野政黨以及社會賢達都呼籲停止內戰，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民政府乃於1946年1月10日，邀集各黨派及社會賢達38人，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針對「政府組織」、「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議題進行協商。

在這個階段中，雷震先後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憲政實施協進會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三個職位，代表國民黨與當時包括共產黨、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與社會賢達在內的政治領袖進行協商，調和鼎鼐，足見蔣介石對他的信賴。這些工作，同時也使他必須折衝樽俎於各在野政黨領袖間，因此讓他深刻體會非國民黨人要求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改組政府以及軍隊國家化的理念。

　　一方面是蔣介石的侍從，一方面又是國民黨與在野黨之間溝通的信鴿，雷震在政治協商時期以迄於國民黨敗退來台初期，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忠誠，都受到蔣的信賴和倚重；而他在政治協商期間推動民主憲政的誠意、來台創辦《自由中國》之後努力追求民主憲政的落實，也都備受在野人士肯定。強人侍從與政治協商信鴿的雙重身份，標誌了政治人雷震傳奇性的從政生涯，也決定了媒體人雷震悲劇性的理念實踐。在政治人的面向，他從叱咤政壇的強人侍從到身繫囹圄的異議份子，從擁蔣到反蔣，過程曲折；在媒體人的面向，他自始至終，堅其心志，篤行實踐自由主義，要求國民黨落實自由民主，毫不妥協。這樣一個雜揉著政治與媒體、權力與意識形態複雜光譜的自由主義者，而其行踏又跨越近現代中國與臺灣歷史走廊的知識份子圖像，從21世紀的今天來看，已然垂為典範。

　　在討論雷震何以從獨裁強人蔣介石侍從轉變為其異議者的原委之前，我們有必要追溯政協期間雷震扮演的角色。

先述雷震與國民黨的淵源。雷震早在赴日就讀第八高等學校時加入國民黨，根據自述，雷震係在1917年5月7日參加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舉辦的紀念「國恥日」大會後加入國民黨。當時他「相信國民黨是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意識的政治團體，如果國民黨一旦能夠掌握政權，一切改革均可立即進行，而民主政治就可建立起來」。[9]這個決定，影響了他此後的人生際遇與政治╱媒體生涯。

1927年4月，雷震因為在日留學時學法，^{^[10]}因此進入王世杰擔任局長的國民政府法制局，因而與王由主官部屬關係發展為政治夥伴與知交。1928年中國統一，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戴傳賢被命為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雷震奉調進入考試院編譯局擔任編纂，次年升任銓敘部秘書兼調查統計科科長。1930年，兼中央大學法學院黨義、憲法學教授；次年8月，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候補執行委員，這是雷震出任國民黨黨務幹部的開始。1933年，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長，雷震獲調升任總務司司長，同年11月國民黨全代會召開，被選為候補監察委員兼中央政治會議財政委員會專門委員。1938年，王世杰轉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成為蔣介石的謀士，雷震則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從此開展他的政治生涯。

1938年7月，國民黨為了拉攏各黨派團結抗日，成立「國民參政會」，派王世杰兼任秘書長，參政會除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外，下設文書、議事和總務三組，由雷震出任議事組組長；此外，雷震還先後兼任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秘書，會長為蔣介石，其後由於物價高漲，改川康期成會為國民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雷震仍任秘書，會長仍為蔣介石。^{^[11]}雷震與蔣介石的關係由此產生，也因此受到其後蔣的重用，而成為銜命與在野政黨與無黨派人士折衝的要員；1943年雷震升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匯聚各黨派共同研商如何結束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制定憲法，實施民主憲政。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揭幕，雷震又被蔣介石任命為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他的政治生涯到這個階段達於高峰。

國民黨邀集在野黨派參加政治協商的目的，在於組成國民政府，分配各政黨國府委員席次，以利其統治。其間共開大會９次，政府組織組８次，施政綱領組７次，軍事組４次，憲草組４次，國大組６次。但由於國民黨為了取得政府主導權，與共產黨之間產生歧見，協商結果最後落空。當時的組織規劃，國民政府共設40名國府委員，根據當年擔任雷震秘書的龔光朗日後回憶，40名委員分配國民黨20名，共產黨8名，民盟4名，青年黨4名，無黨派4名。在國民黨穩居半數的情況下，為了求得最低限度的民主，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提出行使「三分之一否決權」以及要求在4名無黨派委員中要有２名由共產黨推薦的提議；國民黨為防止共產黨擁有超過三分之一否決權的13名席次，[12]同意前者，對於後者則僅同意1名，協商因此破裂，導致共產黨退出協商，「改組政府與軍隊國家化之企望均成空想」。[13]

　　1946年12月制憲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共產黨不予承認，也未加入次年4月由國民黨主導，青年黨、民社黨與社會賢達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國府隨即宣布共產黨為「叛亂組織」，並開始「戡亂」、「剿匪」，直到國民黨敗退來台，仍以「動員戡亂」時期界定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當時忠黨愛國的雷震，在協商過程中，啣蔣介石之命，與各黨派周旋，協商結果雖然未盡能達到納入共產黨的算盤，但終究組成聯合政府，因此獲得蔣介石的益加信任，派為行政院政務委員。[14]此時的雷震雖然感受到黨內派系傾軋，[15]以及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問題，但仍對蔣相當效忠。[16]

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雷震雖然是獨裁強人侍從，但因為必須和各在野黨派人士折衝，因此相對地也扮演了一如政治學者尼謀﹝Dan Nimmo﹞所說的「說服者」的角色。尼謀指出，說服的特性有三：一是具有目的性，說服者總是想透過訊息傳遞達成預存的目的；二，說服具有辯證性，是雙向的，說服者固然進行說服，但被說服者也同時在傳遞資訊，過濾資訊；第三，說服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過程，以取得回饋，而這些回饋則顯然和未進行說服之前有所不同，會反映在態度、信念和行為的改變上。[17]這些特性，都反映在雷震其後的政治態度、信念和行為上。

就目的性而言，雷震擔任的工作，其目的當然是為國民黨遊說各黨派加入聯合政府、制定憲法，營造朝野團結氣氛，強化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他既要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說服當時的民青兩黨領袖、無黨籍的社會賢達，同時也得傾聽各黨派人士對於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獨裁的指控。雷震以其對憲政制度和民主政治的了解，在長期遊說過程中，不但無負蔣介石所託，還贏得當時各黨派政治人物的尊重。雷震的工作儘管被看成「為國民黨對付各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也被戲稱為「國民黨的統戰部長」，但在野黨人對他的堅定追求民主憲政則不懷疑，張君勱、左舜生還封他「各黨各派」、「民政憲政」的雅稱，[18]足見政協時期雷震扮演的說服者角色相當成功。^{^[19]}

但在辯證性和互動性的層面上，政協期間的雷震也在說服在野黨的過程中被在野黨的論述所說服，其中尤以在野黨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指控，對於中國政黨政治的高度嚮往，以及對於建立憲政制度規範強人獨裁的主張，都逐一在說服者雷震的心中沉澱、口中浮現。

具體的例證，表現在雷震對中國憲政體制看法的轉變。政協之前的雷震對於國民黨以黨領政的作風仍持接受態度。如1936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5次全國代表大會，雷震發表〈我對國民黨五全大會的建言〉，此時為國民黨訓政時期，他雖提出「開放新聞，恢復言論自由」主張，但理由不在批評言論管制政策之不當，而是基於當時外國報紙印行不利於國民政府的小冊子﹝如「蔣黨不倒，華北必亡」﹞；在憲政部分，他只談政制改革，就行政組織如何合理配置，強調中央地方權限劃分、精簡組織，而不及於憲法制定；在政黨部分，他雖批評國民黨制度「多類蘇聯，而運用不靈」，但仍主張「凡政策一定，即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傳達下級黨部，下級黨部即奉令以教民眾」。[20]可見當時的雷震對國民黨以黨領政的作風仍覺正當。

經過國民參政會十年以及政治協商和各黨各派溝通之後，雷震開始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作風出現微詞。1947年2月18日的雷震大陸時期的日記透露，他曾向當時掌理黨務的陳立夫進言：

余進言謂今日辦黨，應改變作風，過去為一黨專政，今後為多黨政治，不獨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風，均應改變，並望一改其過去狹隘作風，而代之以寬大之作法。但渠仍不以為然。

同年7月25日雷震又記，他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餐敘，席間討論選舉問題及對付政治辦法，共識是「民主勢力不擴張，中國今後必無岀路」。[21]由此可見，雷震在政治協商時期對於一黨專政／政黨政治、獨裁／民主的政治態度已有改變。

這些改變，後來都在雷震來台之前推動「自由中國運動」，來台之後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過程中，更加堅定表現；而《自由中國》邀請的參與者、邀稿的撰稿人，更反映了雷震在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時期時相往來的政治人脈，其中包括國民黨開明派如王世杰、杭立武、蔣廷黻，民青兩在野黨領袖如張君勱、蔣勻田、左舜生、李璜，以及自由主義學者如胡適、傅斯年等均是。^{^[22]}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來台之後的雷震及其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之所以在民主、自由與憲政主張上走向與蔣介石決裂的路子，其實早種前因，在雷震做為蔣介石侍從的階段，透過政治協商的洗禮，自由主義的思想已經播灑在雷震的心中，導致他在來台之後更能清楚分辨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本質，而成為一個力抗獨裁統治、要求民主自由的異議報人。這是歷來相關於雷震研究、《自由中國》研究未見釐清之處，卻是理解在國民黨統治臺灣的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何以會出現像《自由中國》這樣敢於向蔣介石及國民黨黨國論述挑戰的媒體的結構性因素。

「自由中國」是個政治概念而非實質意涵，它起於19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陣營和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人士，目的在區辨、定位成立於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共產中國」或「極權中國」。

國民黨統治中國期間，面對的除了共產黨與其進行軍事與政治鬥爭之外，也面對其他在野政黨和進步知識份子的批判，這一批知識份子被概括稱為「左翼知識份子」，但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同樣也對國民黨多有批評。以胡適為例，他在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就曾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以及〈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政論，要求國民黨維護人權、制憲，改革﹝廢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制度、機關，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等﹞，主張國民黨進行「最低限度的改革」，而被國民黨視為「反動」人士。[23]

國民黨在統治中國末期失去知識份子的支持，有其原因，那就是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的宰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指出，三；四○年代的國民黨一方面加強控制教育體系、[24]控制報紙、期刊、書籍的出版、成立箝制大眾媒體如電影的審查制度；一方面則同時建構單一的意識形態，以「新生活運動」為名，加強社會的集體控制；[25]加上蔣的嫡系黃埔軍校畢業生成立「藍衣社」，形成訓練有素的軍事和秘密警察機器，清除異議人士，暗殺著名的知識份子等作為，[26]都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蔣介石的威權獨裁統治大感不滿。其中，左翼知識份子投向共產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離開中國，部分滯留香港、海外，部分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

滯留香港的知識份子中，部份反共擁蔣，如錢穆、牟宗三，部份則反共也反蔣，他們試圖結合政治、學界人士形成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勢力」，其中如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張君勱，[27]他嚮往英國「費邊社」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和路線既不同於共產黨，也不同於國民黨，對蔣介石的威權統治更是深惡痛覺，試圖在香港成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形成獨立於國共之外的力量。[28]這樣的努力，其後無疾而終。[29]

與國民黨仍然維持一定友善關係並且反共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則在國民黨撤離臺灣之前，展開名為「自由中國」的運動，試圖挽回國民黨的頹勢，抵抗共產黨。雷震和胡適在這個運動中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

先從胡適談起。1947年元旦，國民黨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後，蔣介石有意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但為胡所拒，表面理由是「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30]}實際上則是他醉心於當時英美的政黨政治，[31]對自由民主潮流有所「偏袒」，理由是：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式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

第二，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容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

第三，我深信這幾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32]

這相當程度反映了反共的胡適對於當時國民黨一黨統治的不滿。迄1948年憲法開始實施，3月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蔣介石一度考慮敦請胡適出任總統，自任擁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但此議隨即因國民黨內不同意作罷，蔣介石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年12月中共攻打北平，時局逆轉，次年1月，各界要求蔣介石下野聲音四起，^{^[33]}蔣宣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此一變局，促成了雷震與胡適的結合，創辦《自由中國》以言論救國的想法，是胡適到上海之後，由雷震約集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見面，籌議創辦一份名為《自由中國》的日報而開始的。[34]

雷震的想法，還不止於媒體。1949年3月25日，雷震又約許孝炎、王世杰、杭立武、俞大維等人到傅孟真處，籌組「自由中國大同盟」，想藉此「號召信仰相同之人士不分黨派共同組織此一機構，以反對共產主義，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這場會議最後決定：一、相約數十人對時局發表意見；二、組織《自由中國》社，出版刊物及報紙；三、雜誌宗旨請胡適起草。^{^[35]}3月30日，雷震走訪臺灣省主席陳誠，告知接洽經過；4月1日向陳誠報告《自由中國》社之組織及出版日報與刊物、發行叢書計畫；4月3日飛溪口訪蔣介石，4日將《自由中國》社組織經過、出版計畫向蔣報告，獲蔣之贊成並表願意贊助。^{^[36]}

有報紙、有雜誌、有組織，這就是一個「自由中國」運動的展開。這年4月14日，胡適在前往美國途中寫下〈「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也強調這是一個「運動」：

我們在今天，眼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之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37]}

不過「自由中國」運動並不成功，七個月之後，1949年11月20日，以胡適為發行人的《自由中國》雜誌創刊，是這個運動唯一的成果。

在《自由中國》創刊的同時，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的蔣廷黻在美國召開記者會，宣布將組織「中國自由黨」，邀請胡適擔任組黨後之黨魁，並研擬黨綱草案。^{^[38]}當時的蔣廷黻強調，中國自由黨並不反對國民黨，反對極權共產黨，其積極目的在增進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政治自由。此一政黨主張與胡適並無差異，因此《自由中國》雜誌特別刊載該黨草案，並視之為「民主自由的力量正在繼長增高」的例證。^{^[39]}

此時蔣介石尚未復總統職，僅擔任國民黨總裁，正展開鞏固其領導地位的國民黨改造案，雷震被指定為改造會下的設計委員之一，因此組織新黨並不在「自由中國運動」構想內，雷震對國民黨的改造寄望仍大，在部分具體的改造案中，如對於改造後的國民黨黨名，有甲乙兩案，甲案改黨名為「中國民主革命黨」等之擬議，乙案仍援用「國民黨」舊名，雷震主張不改黨名；又如對國民黨失敗之責任，認為蔣介石「無責任」，「庶可由其重創新黨」等均是。^{^[40]}因此，《自由中國》的創刊，是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言論基地，「自由中國同盟」才是雷震理想中「超黨派之反共抗俄運動」的主要組織與行動，而領導者自然還是胡適。^{^[41]}

「自由中國」運動的無疾而終，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根據雷震日記記載，1950年1月21日，他約王世杰、傅孟真、杭立武、毛子水、許孝炎、陳雪屏、張佛泉等人討論胡適來函所云「組織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的必要性，獲得認同，於是決定先起草綱領，名稱擬用「自由中國運動同志會」；一周後，雷震備妥「自由中國同志會綱領」進行討論，^{^[42]}但王世杰表示不參加，而主張由文化運動著手，不問政治；又一周後，雷震再提出請與會者重新考慮他所擬章程事，最後決定以社會運動著手，「因如係政治，適之則不肯出來」，簡章交由王世杰起草；2月12日，雷震訪王世杰，王已將給胡適的信、組織及簡章寫好，函中請胡適任領導人，「現在只有候其回信」──這一等，便無下文了。胡適未置可否，也沒回信，雷震日記中也再無自由中國同志會的記事。[43]

胡適對政治運動或政治組織的排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其次，3月1日蔣介石復職，任命王世杰為總統府秘書長，王對自由中國運動組織的態度﹝不參加﹞以及對於「自由中國同志會」的政治屬性仍有疑慮，間接也說明了蔣介石的態度和疑慮，是原因之二；第三，是此時的雷震，因為《自由中國》雜誌的出刊忙得焦頭爛額，加上國民黨改造案、又因陳誠內閣組閣必須奔走於民社、青年兩個在野黨之間，力勸兩黨加入政府。這都使得自由中國運動無以為繼，於是此一運動只剩下《自由中國》雜誌一項。

儘管如此，雷震仍不放棄最後的努力。1950年1月，雷震奉派擔任國民黨黨辦《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委員，^{^[44]}這年10月，《香港時報》傳出財務危機，國民黨派雷震赴港調查，雷震滯港期間，除了處理《香港時報》問題，也廣會「第三勢力」人士，^{^[45]}最後促成一個名為「自由中國協會」的組織，選出幹事王雲五、左舜生、金侯城、成舍我、許孝炎、卜少夫、王聿修等七人，勉強擠出了「自由中國運動」的組織成果。雷震回台後，隨即向蔣介石報告。[46]唯蔣只將雷的書面交由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研究，因為有人擔心「是否會蹈過去政協之覆轍」而作罷。[47]自由中國運動到此遂告終結。

「自由中國」做為運動之所以未能成功，答案就在國民黨擔心「是否會蹈過去政協之覆轍」的關鍵上，雷震結合的運動主力多屬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人士，顯然不能為蔣介石所信賴，蔣介石在退抵臺灣，重掌政權之後，也已不再需要第三勢力的背書；而此時由胡適掛名、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論述，基本上仍扮演著支持國民黨反共政策的侍從角色，並未挑釁蔣介石的黨國領導權威。「自由中國」此一符號，在蔣來說，是他反共的工具，掩飾獨裁的面具，並非實質的民主改革，運動因此免了，雜誌尚可一存。雷震所想延續的政治協商折衝者、說服者的角色，到此不再受到鼓勵，已屬必然。雷震以他的政治歷練和對蔣的了解，應該也心知肚明，但他在其後《自由中國》的論述過程中，卻仍一再以自由主義衝撞國民黨黨國論述，他和《自由中國》最後的遭受嚴酷打壓，當然也就無以避免了。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論述的衝突，不在創刊初期，而是肇生於創刊一年半之後，1951年6月該刊發表題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及其衍生的風波。[48]

1949年撤退來台的國民黨在施政上出現多重問題，根據史明分析，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幣、獨占企業、壟斷貿易、強奪物資」，加上中國惡性經濟恐慌來襲、大陸資本逃亡來台、四大家族劫收金銀外匯、官營企業抬高成品價格等，都導致了臺灣的經濟恐慌和物價飛漲。[49]國民黨為了鞏固金融，在管制上針對三大名目的金融罪：﹝一﹞買賣金鈔，﹝二﹞套匯，﹝三﹞地下錢莊等，採取嚴格控管方式，只要一經破獲，就援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交由軍法機關審判。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基本上是以理性態度檢討此依管制的執行面問題，要求國民黨政府應該刑期無刑，不可「反用種種串套詐欺，誘人入罪，再來逮捕懲罰」。該篇舉出實例，揭發執行取締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執行人員為了賺取巨額破案獎金﹝告密獎金為全部案款30%，承辦單位為35%，如果兩項獎金都由一個機關得到，則得65%﹞，而「利用權勢鬧出以詐使民的花樣」，因此要求政府「勇於把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來，並給這次案件的設計者以嚴重的行政處分」，同時呼籲監察機關徹底調查事件詳細內幕和責任。^{^[50]}

這篇立論持平的社論，絲毫不涉國民黨黨國體制的統治正當性，卻惹惱了主其事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彭的反應相當激烈，決定要與雷震「對抗」，後來在王世杰協調下，雷震允諾再做一篇文章「說明不反對經濟管理與對辦理人員之勞績及操守廉潔」。[51]但彭孟緝仍不甘心，隔日就派武裝特務監視《自由中國》社；甚至打算逮捕《自由中國》編輯，唯因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省主席吳國楨不同意而作罷。^{^[52]}

但即使是重寫社論，也充滿波折，先是由雷震和夏道平一起撰寫一篇補救稿，親送當時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批閱，但王並不滿意，要求重寫；於是雷震又召開編輯會，由全體編委聯名致函王世杰、黃少谷、陶希聖，表示願意「息事寧人」，並把撰寫的社論送3人審閱。其後，總統府秘書丁憲勳啣王世杰之命來訪雷震，對所撰社論有所修正，雷「允照改」，但對最後一點不同意登載，丁回總統府報告後，王不同意，晚間陶希聖電話表示他和黃少谷商量，必須登出後段，「始可了事」，雷因為陶希聖勸他「此事如不能了，則最後責任必落到雪公﹝王世杰﹞身上」，決定「修改兩句，將後一段登岀」。這事風波才算善了。^{^[53]}雷震後來知道，蔣介石為此大怒，並將《自由中國》視為「敵人」。^{^[54]}

修改過的社論〈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刊登於《自由中國》4卷12期，由於遭陶希聖刪改，字體較該刊常用的字體還大，特別顯眼。在臺灣新聞史上，這是一篇標誌新聞自由遭到十足踐踏的可恥紀錄，因為這是由《自由中國》、臺灣保安司令部和國民黨黨國體制「合作」寫出的社論。這是臺灣保安司令部以及其後的蔣介石干涉新聞、言論自由的勝利；也是《自由中國》在權力威逼之下向權者低頭的屈辱。由這個社論風波開始，《自由中國》論述和國民黨黨國論述的衝突，此後不絕如縷。雷震和蔣介石關係的生變，就此埋下火種。

猶不止於此，社論風波才剛結束，又引爆了胡適堅辭發行人名銜風波。1951年8月11日，人在美國的胡適寫信給雷震，以相當嚴肅的態度和語氣「正式提議請你們取消『發行人胡適』的一行字」，原因有二：「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同時胡適還強調，《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臺灣政治的最大恥辱」。

雷震將胡適這封信以〈致本社的一封信〉為題刊登於9月出版的《自由中國》﹝5卷5期﹞。^{^[55]}該信一發表，又引起更大的政治震盪，使得《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衝突正式爆發。[56]胡適的態度，表面化了他對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的強烈不滿，凸顯了「自由中國」的不自由，當然對國民黨造成甚大傷害，參與更改社論的王世杰，也是「自由中國社」的創始人，立刻表示「對此甚為傷心」；^{^[57]}次日，《自由中國》「全被某機關派人購買」；國民黨改造會更下令《香港時報》停止《自由中國》香港地區的發行。^{^[58]}9月3日，國民黨改造委員會開始研議是否停刊《自由中國》，後以無此必要結論。^{^[59]}4日，國民黨要求雷震出席「座談會」說明刊登胡適信函原因，氣氛肅殺。^{^[60]}5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送傳票，傳雷震於次日到軍法處應訊。^{^[61]}6日，雷震於自由中國社召開編輯會，決定《自由中國》繼續出版。^{^[62]}7日，雷震訪省主席吳國楨，吳透露，蔣介石相當生氣，希望雷震有所答辯，「因老先生﹝蔣介石﹞誤會我以停刊要挾」；此外，雷又訪胡健中，胡告訴他國民黨改造會認為雷震登出胡適函，「不配做黨員，要開除黨籍」，唯因陳誠反對，改為警告；當晚雷震接到紀律會來文，要求十日內答辯。^{^[63]}

這一連串的事件，說明了《自由中國》和國民黨黨國論述蜜月關係已經告終。雷震當時雖然在政還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在黨還是國民黨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但由於胡適信函的公開，觸怒蔣介石，不但使蔣對他的信賴不再，更因而遭受黨紀懲處、軍事機關傳訊。一篇批評政府誘民入罪的社論，因此決定了雷震與蔣介石關係的結束，《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論述不斷衝突的開始。

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震怒，不在社論本身，而在胡適反彈以及辭職信的被《自由中國》公開，因為這使得「自由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攤開在國際社會中。國民黨為了證明臺灣有言論自由，乃由王世杰出面，轉請時任行政院長的陳誠覆信胡適，說明政府處理《自由中國》社論一事的做法，並特別強調「自由中國之言論自由，當可由先生此函之在《自由中國》刊載而獲得明證」。這封復函接著於1951年9月16日的《自由中國》﹝5卷6期﹞登出。^{^[64]}

諷刺的是，同月7日國民黨改造會紀律委員會致「雷震同志」的代電，以刊登胡適信函「有損我國國際信譽」為由，要求雷於十日內答辯：

查《自由中國》為本黨黨員雷震同志所主編，而胡適為其發行人。胡致雷之私函，竟公開刊出，事先既未報告本組，亦未與原案調解人黃少谷、陶希聖同志等商酌，今貿然予以發表，其於我國在國際上宣傳之影響殊鉅。雷震為本黨同志，似此不顧政府信譽，又復違反本黨改造後「一切透過組織」之原則，殊屬不合。^{^[65]}

換句話說，國民黨認定《自由中國》為黨辦刊物，雷震刊登胡適信函，乃違反黨黨紀。《自由中國》刊載文字若「事先未報告本組﹝第四組﹞」，即不為國民黨所容許。國民黨黨國論述已經毫不掩飾其欲控制《自由中國》論述的行徑。

國民黨與雷震的關係發展至此，威權／侍從的關係已經不再，兩者從此漸行漸遠。從此之後，雷震及《自由中國》對於國民黨的言論掌控開始表達異議。雷震後來的回憶也指出，在這件「醜事」結束以後，他連著寫了多篇「闡述民主政治中輿論的重要性的文章，用以加強言論自由的爭取」，這些文章包括〈輿論與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健全輿論形成之要件〉、〈誹謗之意義及與言論自由的界線〉等，後來集為《輿論與民主政治》一書，列入「自由中國」社叢書出版，即為明證。^{^[66]}

〈輿論與民主政治〉發表於《自由中國》5卷7期，1951年10月1日，同期《自由中國》的社論是〈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明顯針對國民黨處理胡適辭職風波的反應進行回應，也有抗議國民黨言論壓制的用意。社論強調「言論自由是一種天賦的基本人權」、「有言論自由才有健全的輿論。有健全的輿論才有健全的政治。有健全的政治才能平服當前的大亂」。^{^[67]}而雷震的〈輿論與民主政治〉則分就一、輿論的意義及其形成，二、輿論之起源及其發展，三、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四、民主政治就是輿論政治，五、健全輿論之要素，六、民主與獨裁之分野等六章進行申論。

這也惹來風波，該期出版不到一個禮拜，該刊創始人之一的杭立武帶來蔣介石閱後「十分震怒」的訊息。雷震日記記載杭立武囑他〈輿論與民主政治〉不要刊登下去，「以免再引起麻煩，而有嚴重後果」，「言之聲淚俱下，十分沉痛」；雷震問杭立武如果像他這樣的文章不能登，「今後刊物將如何辦？」，杭的答覆是「旁人或可以寫，而我﹝雷震﹞則不能寫，他們以有色眼鏡來看，處處可以成問題，且認為我﹝雷震﹞這個作風是反對政府」。接下來更嚴重，蔣介石交代中央黨部開除雷震黨籍，^{^[68]}此事後雖不了了之，但已對雷震造成巨大傷害，他不再不再出席改造委員會，連為蔣介石做壽簽名都不去了；預計分四期刊登的〈輿論與民主政治〉只登一期，而使雷震有「今日在臺灣說話完全無用」的感嘆。[69]

這還只是雷震及《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論述衝突的開始。雷震之由權力核心被打到邊緣位置，關鍵在這個階段，雷震和蔣介石的分道揚鑣，也在這個階段。此後《自由中國》的論述即開始以脫離國民黨黨國論述的自由主義為基礎，朝向異議路線發展，並與國民黨威權統治及其意識形態展開鬥爭。

學者李金銓曾指出，國民黨的新聞政策基本上採取介於（中共的）鎮壓﹝repression﹞與（香港的）攏絡﹝cooptation﹞之間的收編﹝incorporation﹞模式。戒嚴令下的臺灣政府對新聞的收編，包括對報業經營者的鎮壓和拔擢，兩者並且同時而間歇進行。報業於是政治地成為政府微妙的輔助的依賴機制，而非全然的政府代言人。依順者享有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否則即遭壓制。[70]

這個模式分析相當具有洞見，也足以解釋《自由中國》初期受到蔣介石及其黨國體制獎掖攏絡，其後卻因與黨國論述衝突，不為蔣介石所喜即遭鎮壓的深層原因。以雷震為例，在《自由中國》論述牴觸國民黨黨國論述之後，開始遭到黨內的整肅，已如前節所述。1953年3月19日，他又因《自由中國》7卷9期社論〈再期望於國民黨者──讀了七全大會宣言以後〉，以及刊於同期所撰的〈監察院之將來(一)〉，引發蔣介石「赫然震怒」，而遭蔣免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職。^{^[71]}

社論基本上是根據國民黨七全大會宣言提出建言，要者有二：(一)針對宣言所稱「決心貫澈民主憲政」一項，批評「已成濫調」，期望政府「尊重自己說過的話，嚴格遵循法治的軌道，保障人民自由，並以更大的決心擴大民主的基礎」；(二)針對擴大民主基礎部分，提出(1)嚴格遵行憲法，黨政軍都不應影響司法獨立，(2)行政部門應尊重立監兩院在憲法上的獨立地位和職權，(3)尊重輿論，(4)聯合戰線要具體地實現容小異於大同，須有聯合機構。結論則強調國民黨開了7次全大會，把過去6次宣言和過去近30年的政治加以對照，「使我們感覺失望的地方太多了」。^{^[72]}

雷震的論述，原意在改革監察制度，使國家憲政體制順應民主政治制度，「免掉制度上之疊床架屋」，但由於雷震花了不少篇幅批評國民黨「思想硬化」，違反「民主社會必須尊重反對的意見，和保護少數」的原則，又「以黨歌為國歌」作例子，主張政府應該制定「全國樂於歌唱的國歌」──雷震的用意，在強調「在我黨﹝國民黨﹞當政掌權時，所有一切建制，不問國歌國旗也好，不論典章制度也好，如果能夠永垂久遠，流芳百世，而澤及後代子孫，該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73]}然而，這對蔣介石來說則是大逆不道，於是免去雷震的國策顧問之職。

接著，雷震原有中央銀行監事一職，也於10月遭除去。^{^[74]}然後是11月17日，雷震的至交好友，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因「陳納德民航隊欠款事」，遭蔣介石總統免去秘書長職。^{^[75]}事件至此，已經意味著「《自由中國》這些原本擁蔣、蔣介石總統關係密切的自由派人士已遠離了國民黨的政治核心」。[76]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再攏絡，也無意收編自由主義者，開始改採鎮壓的模式以經相當清楚。

這樣的翻轉，也表現在蔣介石對胡適的看待方式上。此時，剛好胡適由美國回台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功能在選舉第二屆總統與副總統，有丁文淵等國大代表運動連署胡適出任副總統候選人，^{^[77]}唯蔣介石卻明白表示如果副總統提名胡適，他將會「如芒刺在背」。^{^[78]}蔣介石對胡適態度的轉變，也已足以透露此時的蔣介石已經不需要包括胡適在內的自由主義者為他背書，且必欲拔之而後快。^{^[79]}

蔣介石連任第二屆總統之後，《自由中國》發表社論〈敬以諍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期許蔣「要以自由對奴役」、「以民主對極權」、「以憲政對黨治」，希望蔣介石建立憲政制度，尊重行政院的最高行政權，也對司法獨立、教育改革、政黨政治與反對黨問題提出建言。^{^[80]}社論發表後，「聽說」又「觸怒了蔣總統」，中央黨部要雷震自動停刊《自由中國》。^{^[81]}無論傳聞是否屬實，雷蔣關係破裂，已為臺北政壇共知。

雷蔣關係破裂，其後也反映在蔣介石不許雷震出訪美國一事上。當年8月，美國國務院決定邀請雷震赴美，^{^[82]}31日，雷震赴總統府向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報告受邀赴美經過，張「甚不悅」，質問雷震為何不事先報准再答覆美國國務院邀請；雷震於同日下午拜訪王世杰，王明白告訴雷「去美之事，蔣先生可能不批准」，原因是因為「他們﹝蔣與國民黨﹞怕我﹝雷震﹞與美國有任何往來」。^{^[83]}其後的發展，果然一如王世杰所料，雷震從8月奔走到12月，^{^[84]}最後又因《自由中國》刊出〈搶救教育危機〉投書觸怒蔣介石，被蔣罵為「混帳王八蛋」、「美國武官處間諜」，而遭註銷黨籍處分。^{^[85]}本為蔣介石身側侍從的雷震，至此已成蔣眼中的敵人。^{^[86]}

一連串對雷震及《自由中國》相關人等的鎮壓措施，也說明了在像蔣介石這樣的權力佔有者，以及像雷震這樣的權力對象之間，存在著一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說的「權力關係的不對稱性」﹝asymmetry of power relation﹞關係。權力佔有者﹝蔣﹞對權力對象﹝雷﹞的行為所施加的控制，較諸權力對象﹝雷﹞對權力佔有者﹝蔣﹞的行為所施加的控制還強、還多。[87]雷震只能在順服與反抗之間做一個選擇了。用另一個角度來解釋，一如林麗雲的研究所指，威權體制可用「保護主──侍從關係」﹝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來形容，即社會中行動者兩造之間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保護主」具有較高地位，較大的權力來分配「侍從」所需的資源；而「侍從」地位較低，須透過對「保護主」的效忠與服從來換取所需資源。[88]因此當雷震不再扮演蔣介石這個保護主的侍從，他的命運就是遭到資源的剝奪。

不過，從權力關係的另一個角度看，《自由中國》作為一種分割性權力的媒體，當然也可以採取面對一體性權力的對策，於是從創刊以來，該刊一貫主張的民主自由憲政論述，乃就相對地分割掉「擁蔣」部分，開始集中於反對蔣的集權與威權式權力佔有。在《自由中國》論述群的想法中，只要能夠施壓於國民黨，約束並限制它的一體性權力，就可以如同政治學者紐曼﹝Franz Neumann﹞所說，形成多元的與此一權力來源相互抗衡的獨立權力來源，化解獨裁主義的陰影，形成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89]

在這樣的思考下，《自由中國》開始轉變創刊時「擁蔣反共」以實現自由中國的初衷，朝向嚴正要求國民黨軍隊國家化、政黨政治、司法獨立、言論與新聞自由，乃至於直接反對蔣介石三連任，要求組織反對黨的「反蔣﹝獨裁﹞反國﹝獨大﹞」的論述前進。這是雷震與《自由中國》論述對國民黨一體性權力的分割──在國民黨看來，就是異議媒體乃至「敵人」、「匪黨」對黨國一體體制的否定。了解這樣的轉變，也就可以理解，何以在「白色恐怖」陰影下的50年代，臺灣還存有《自由中國》這樣威武不屈的媒體。因為這是自由主義和威權獨裁體制在意識形態場域上的鬥爭，在媒體與論述場域上的角力。

最具體的鬥爭和角力，是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國》17卷3期開始發表系列社論「今日的問題」，這個系列社論的發表，將《自由中國》和國民黨黨國論述之間的對敵推到極點。事後證明，國民黨壓制《自由中國》、乃至逮捕雷震的所有準備工作，都在此時展開。

「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總計15篇，廣泛論及五○年代國民黨統治下臺灣社會受到嚴格控管的各種問題，[90]一如作為系列社論的第一篇〈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所言：[91]

自從大陸淪陷、撤退臺灣以來，臺灣在一個大的藉口之下，有計畫地置於一個單一的意志和單一的勢力嚴格支配之下。這一計畫，逐年推進。到今天，臺灣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於嚴格的管制之下。

一個被嚴格控制的社會，是表面整齊壯觀而內面生機窒息萎縮的社會…。這七八年來，臺灣在思想言論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官方為「真理的標準」之局面。官方對於民間思想言論之衡量，是以自己頒定的範疇和尺寸為甄別的標準。凡屬合於這個標準的思想言論，便被看作是「正確的」；否則是「歪曲的」，或「有問題的」。這類思想就會受到封鎖、打擊。

社論結語更強調「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著剛健的精神積極奮鬥才開出民主自由的花朵」，因此「今日之勢，不作自由人，就得為奴隸」。[92]

這15篇系列社論乃是《自由中國》創刊以來對於國民黨治國政策最完整、也最直接的總體檢視，因此涵蓋層面寬廣，議題也多，而每篇社論都相對提出解決辦法或建議，表現出媒介作為公共領域／論域的開放與反省特質。該系列社論經由《自由中國》編委多次開會研商，討論，[93]不是政客的高調或媚俗產物，而是一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憂心國是之言，目的不在取得政權或權力地位，而在憂民生之多艱，直書己見，不畏權者，[94]作為守護公眾的媒介，其可貴在此，作為知識份子的良心，其可佩在此。

系列社論最終一篇〈反對黨問題〉，強調「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一方面詮釋臺灣當時各問題的病因在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缺乏制衡，所以有待「反對黨」的出現，事實上也暗喻《自由中國》體認到知識份子應結束坐而言的階段，開始起而行，為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付出決心與勇氣。從這裡來看，反對黨雖然尚未開始，但政策、政綱的雛型已經粗具，因此若把「今日的問題」視為其後雷震積極籌組新黨運動的理論根據，亦無不可。[95]

〈之二‧反攻大陸問題〉一文，係由殷海光執筆，這篇社論的看法相當明確：一、國際形勢厭惡戰爭及渴望和平，企求生活安定、繁榮進步；二、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為人口、資源、科學水準，缺一不可。因此，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社論同時強調，國民黨當時在臺灣的措施都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為基本假定。「這種辦法，真是弊害叢生」；《自由中國》的辦法則是：「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其有由在於「我們之反共，不是為了政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黨不同。」[96]

此文刊出後，臺北輿論界立即一片撻伐，《民族晚報》刊出牛哥漫畫諷刺《自由中國》；《中央日報》則認為這是放棄反攻大陸論調，「承認兩個中國」；《聯合報》寫了兩篇社論、一篇「黑白集」；《自立晚報》也有兩篇社論，「均認為我們是失敗主義、取消論」。[97]

國民黨更是氣急敗壞，根據雷震日記，1957年8月13日，國民黨中央開宣傳會報，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厲生提出〈反攻大陸問題〉影響民心與士氣，要求停刊《自由中國》，「必要時還可抓人」，而當時蔣介石主席「聽後頗為生氣」。[98]這些訊息都充滿山雨欲來的整肅陰影，《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在「反共」路線已經出現了嚴重分歧。

雷震當時不知道，黨國機器已經開始制裁《自由中國》的準備。根據國史館刊印的國防部檔案顯示，同年5月15日成立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99]於9月20日由政治部簽請軍法處研辦《自由中國》「殊多影響民心士氣」的刊載內容，並且特別將「今日的問題」社論所刊〈是什麼，就說什麼〉、〈反攻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以及不在系列中的社論〈中國人看美國遠東政策〉等「論調荒謬，煽動智識份子反政府」的論述標出，研議是否及如何法辦。[100]自此之後，《自由中國》各期文字即由警總政治部檢查分析，由軍法處進行「法律觀點」研究，當局準備以法律處理《自由中國》論述的決心已經彰然可昭。

10月31日，警總總司令黃杰以「極機密」簽呈，檢具該部「從法律觀點對自由中國半月刊荒謬言論之研究意見表」、「從政治作戰立場對自由中國半月刊荒謬言論之立場研究報告書」、「本案新聞稿」，以「雷震蓄意叛亂顛覆政府企圖甚為明顯」，「當茲海峽局勢緊張」，「不容再予姑息」為由，上呈行政院長陳誠，擬出建議七條，其中要者為前三條：

(一)……即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戡亂時期檢來﹝「肅」之誤﹞匪諜條例第六條之規定，由本部將雷震依法逮捕究辦；(二)對自由中國半月刊即依修正出版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請鈞座飭令內政部立即核定定期停止發行，並扣押其出版品﹝俟將來案件判決確定再予撤銷登記﹞；(三)對於其餘之著作人﹝執筆人﹞俟查明後就其罪證昭彰者，併案就辦，全案務應迅起迅結，不苛求株連。[101]

從這則簽呈來看，剛成立的警總早在1958年10月就已經將逮捕雷震、停刊《自由中國》的計畫完全作業完成，只待上級同意的手續而已。[102]

新成立的警總開始暗中檢閱、審查、研議如何處置雷震與《自由中國》論述內容，甚至上簽呈建議行政院逮捕雷震、停刊《自由中國》，雖然都不為雷震所悉，但來自各方的眾多不利訊息已形成詭譎陰影，則是雷震感覺得到的。

1958年下半年，對雷震與《自由中國》，都是一個奇詭的時段：一方面，八二三金門砲戰及其前後出現的台海危機，以及美國介入，協防臺灣，使得國民黨的反攻神話瀕於破滅，這對於被指為提倡「反攻無望論」的《自由中國》而言，無疑為它的先見之明作了事後的明證；[103]但相對的，由於美國介入台海，卻也鞏固了蔣介石統領臺灣的地位，使他的權力更加擴張，而美國又未予強力干預，導致臺灣威權統治的更加深化，警總的成立，出版法修正案的強渡關山，對反對黨限制的堅不放鬆，以及次年蔣的執意三連任等，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

這年11月15日，陳誠派許孝炎當說客，拜訪雷震，提出希望《自由中國》「文章語氣緩和些」的要求。[104]雙方談了兩小時，許具體提出「反攻無望論」、「美國干涉內政論」[105]及〈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並請蔣總統釋疑〉[106]在內的3篇文章，認為「對國民黨及蔣先生不利」，希望雷震和論述群緩和些；雷震回答「已緩和」，許則希望「更緩和」。許繼謂，國民黨本來交付四點，「不評蔣先生，不評既定國策，不評憲法，不評國民黨」，但因知道雷不會接受而未提，當天雷震的答覆是：

國民黨如不改革，縱把《自由中國》停刊和槍斃雷震，於國事無補。他們﹝國民黨﹞要能改革，我們﹝《自由中國》﹞可緩和，否則無法緩和。我們一切批評是為國家，我們既無取而代之的可能。[107]

其後，《自由中國》因為言論問題又惹出「陳懷琪投書風波」，[108]，最後以胡適發表〈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了事。[109]但這無關宏旨，隨後出現的反對蔣介石三連任事件，更使《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論述的衝突臻於極度。

《自由中國》論述與國民黨黨國論述先後爆發的衝突甚多，傅正﹝1989: 364-369﹞曾指出，《自由中國》遭遇過大大小小的風波，概括說來，主要的風波有九：(1)特務頭子干涉言論自由的風波﹝1951年6月1日﹞、(2)國家自由圍剿個人自由的風波﹝1952年12月16日﹞、(3)開除雷黨籍的風波﹝1954年12月16日﹞、(4)「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風波﹝1956年10月31日﹞、(5)「反攻無望論」風波﹝1957年8月1日﹞、(6)「干涉內政論」風波﹝1958年3月16日﹞、(7)陳懷琪讀者投書事件風波﹝1959年1月16日﹞、(8)反對修憲連任運動風波﹝1959年6月16日﹞、(9)組織反對黨運動風波﹝1960年5月16日﹞等。事實上，除了九大風波之外，還應加上胡適辭發行人名銜風波﹝1951年9月1日﹞、雷震論輿論與民主政治風波﹝1951年10月1日﹞、救國團商榷風波﹝1952年10月16日﹞、七全大會宣言社論風波﹝1952年11月1日﹞、關於孫元錦之死風波﹝1955年9月16日﹞等，合為15個風波──這些風波，有大有小，部分與蔣介石有直接關係，部分是間接關係，但總的來看，都牽涉到蔣的統治風格、政策和施政問題。部份風波與本文主題有關已如前述，部分風波與本文論旨無關，不必詳述。以下僅就關係雷震、《自由中國》與蔣介石、國民黨論述衝突最大的「反對修憲連任運動風波」進行析論。

「反對修憲連任運動風波」可以簡稱為「反蔣三連任」風波。這是一場民主與獨裁的選擇，也是自由主義論述和黨國威權體制的決戰。風波起於1959年，當時蔣介石的總統第2任任期已剩下不到一年，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第47條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蔣介石面臨不得三連任的憲政規定。為此，蔣介石在1958年12月23日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上明白表示他反對修憲。[110]儘管說法曖昧，反對修憲，不必然反對連任，不過外界已將之視為尊重憲法，不再競選連任的宣告。[111]《自由中國》乃於1959年1月1日出刊的20卷1期發表〈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肯定蔣介石反對修憲聲明「使人感覺如同撥雲霧而見青天」，但要求蔣對於各方盛傳要連任提出澄清。[112]

這年5月18日，蔣介石在國民黨8屆2中全會「總理紀念週」上發表談話，強調他依然反對修憲，但對於是否連任，卻提了4個附帶條件：一不使敵人感到稱心，二不使大陸億萬同胞感到失望，三不使海內外軍民感到惶惑，而且，反共復國重任的完成有妥善安排﹝第4個條件﹞。在這些條件都不存在的狀況下，他決不為個人的出處考慮；此外，又強調「幾十萬軍人是他帶的，他有責任把他們帶回去」。[113]此話一出，圖窮匕見，已暴露有連任之意。[114]雷震隨即往訪《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要他撰寫社論反對蔣介石連任，表達該刊立場。[115]6月1日，《自由中國》先發表了一篇來自香港的通訊〈海外對總統三任問題的反應〉，該文報導香港正反看法，贊成蔣連任的部分，《天文台》和《工商日報》以「蔣不做，誰來？」、「蔣退休，則政局必亂」為理由擁蔣連任；《聯合評論》、《自由人》、《祖國週刊》、《自由陣線》則提出反對意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李璜等亦撰文反對。[116]

接著，《自由中國》20卷12期刊出社論〈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清楚表達立場，主張蔣介石應基於「憲法的遵行」和「憲政根基的培養」兩個重點「在總統任期上，以身作則，留下一個優良的憲政傳統──不連任三屆的範例」。[117]這篇社論並強調既「不修憲」，則當然包括「不留任」。

7月4日，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刊出陶希聖「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的報導，[118]尋求修改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以達成蔣三連任的途徑，也同時營造國內外擁護蔣三連任的氣氛。[119]《自由中國》立即針對陶希聖談話，於7月16日出刊之21卷2期發表社論〈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駁斥陶希聖為代表的「搞連任運動的人們」「異想天開」，「想給憲法來一個臨時條款，用臨時條款來變更或廢止憲法四十七條關於總統任期的規定」。[120]社論強調，制定於1948年4月18日的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是根據憲法的程序制定的，因此從程序來看，臨時條款也構成憲法的一部分；從實質上看，臨時條款可以限制憲法部分條文的效力，也構成憲法的一部分。所以，「增加臨時條款，或修改臨時條款，也即是修改憲法」。[121]

該刊同時刊出宋功仁所撰〈論臨時條款與修憲〉，[122]指出根據憲法27條，[123]以及第4條規定國民大會有領土變更之同意權，[124]之外，國民大會別無權力，認為「一、國民大會無權於憲法條文之外，另設憲法單行條文。二、臨時條款之設亦為修憲」；其次，該文強調不宜修憲、臨時條款之設對憲法的莊嚴有嚴重的損害。[125]這篇從憲法法理論臨時條款與修憲的文章，既呼應了社論，也更根本的反對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臨時條款的合法性，儘管它已是憲法的一部分。這些論述，似乎對國民黨產生嚇阻作用，該黨乃決定放棄修改或增加臨時條款的辦法，改由國民大會作出「在戡亂期間，憲法第四十七條停止適用」的決議方式處理。[126]

此外，該刊也刊登以古諷今的雜文批判擁蔣連任者進行的「勸進運動」有如曹丕稱帝、袁世凱改制洪憲，將貽後人恥笑。21卷1期刊出顧達德撰〈籌安會的醜劇〉，詳述袁世凱如何以修改臨時約方式取得大總統職位，如何暗中策動籌安會鼓吹變更國體，達到稱帝野心。接著，又在21卷3期刊載看雲樓主撰〈曹丕怎樣在群臣勸進下稱帝的？〉一文，暗諷蔣介石與曹丕、袁世凱相類。[127]

國民黨黨國機器對於《自由中國》這樣嘲諷總統，當然不高興，又無可奈何，如何處置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國》早已經在警總的作業之中了，其中如干擾印刷廠，迫使廠方不願承印，修改出版法，加強法律檢肅以控制媒介等做法，都已經用盡，但效果顯然不彰，甚至傳出警總準備暗殺雷震的傳聞。[128]可知雷震和《自由中國》的反蔣三連任論述已讓國民黨難以忍受了。

國民黨黨國機器對於《自由中國》反蔣三連任的對應態度如何，直到2002年才因國史館刊佈國防部檔案清楚浮現。根據當時警備總部軍法處逐期對《自由中國》內容所作「言論分析研究表」，摘錄其中針對「反蔣三連任」的用語，即可看出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反應：

由此表可以看出，國民黨界定《自由中國》反蔣三連任言論「極為狂妄偏激」、「言論荒誕刻毒達於極點」；即使站在憲法、憲政角度評述三連任問題的建言，也都被視為「攻訐」蔣介石的「妄言」。在這種「言論研究分析」之下，《自由中國》的可能「言禍」已可想見。

在《自由中國》反蔣三連任論述過程中，國民黨仍想為蔣三連任尋求解套方法。如國民大會修憲，將涉及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如何計算問題，陶希聖主張用民法上「死亡宣告」的制度，以「失蹤十年以上者即可宣告死亡」的辦法，將「在海外或大陸的國代」除去，加以解決。[130]《自由中國》隨即於22卷1期社論〈「死亡宣告」可以適用於國大代表嗎？〉駁斥之，並警告國民黨，「如果硬要利用那種似是而非、強詞奪理的說法，來打破國民大會修改憲法或臨時條款人數的困難，自當首先負起『毀憲』和『破壞法統』的責任」。[131]

國民黨接著轉而尋求是由行政院和國民大會秘書處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提出釋憲案的方式，而大法官會議也旋即於2月12日作成釋字第85號解釋文，謂「憲法所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在當前情形，應以依法選出而能應召集會之國民大會代表人數為計算標準。」[132]於是法定總額不再成為羈絆國大修憲的絆腳石；國民黨接著根據憲法第174條第1款程序，[133]修訂臨時條款，賦予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

《自由中國》對於大法官會議第85號解釋文，驚愕之極，乃於22卷5期發表社論，以口氣激烈的〈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為題，認為大法官會議所作解釋至少有三點非法之處：(一)對於一項沒有「疑義」的憲法條文，大法官會議依法沒有權力加以解釋；(二)行政院和國民大會秘書處均無權提出此項聲請，大法官會議依法自應不予受理；(三)大法官會議解釋完全講事實，未說明法理。社論因之認為此一解釋文是「御用」大法官已經「為中華民國司法史上寫下了最可恥的一頁」。[134]

無論《自由中國》如何抨擊，反對，第45號解釋文既出，內政部隨即於同月17日指出，根據解釋文，截至16日為止國民大會所能「應召集會」之人數為1576人，修憲自然易如反掌了。[135]同月20日，國民大會開議，由莫德惠領銜連署的修改臨時條款提案也同時提出，雷震為此批評「莫之為人連狗彘之不如也」。[136]從2月12日大法官會議作出45號解釋文，解決國代「法定總額」問題；到17日內政部根據解釋文宣告國大法定總額人數；而後20日由莫德惠領銜提案修改臨時條款，前後時間只有短短8天，司法／行政／黨務三個部門能如此快速銜接，以求解決蔣介石三連任問題，其中不難看出國民黨無視《自由中國》反對，但求蔣三連任過關的運作痕跡。

解決憲法解釋與法律問題之後，要讓蔣介石三連任，國民黨還必須解決具有總統選舉權的國大代表的投票意願問題。從2月國大尚未到之前，已有國代要求提高生活補助費的話題出現，[137]國大開議後更囂塵上。3月3日，臨時條款修正案即將於次日交付國民大會審查前夕，蔣介石總統召集一千多位國民黨籍國代談話，其中有兩個重點，一是對於連任問題，蔣強調「如果是黨的意思，我將接受第三任」、「反對黨，就等於反對我」，二是允諾政府會將國代待遇調高到和立法委員待遇相等的水準；[138]4日，臨時條款修正案審查通過。[139]

《自由中國》早於3月5日出刊22卷5期時，就發表了雷震以國大代表身分所撰〈敬向國大代表同仁說幾句話〉，提醒國代莫因得到蔣介石改善「生活情況」的允諾而「輕視自己」，為國民黨「少數當權分子」代負「毀憲」的責任和罪名；[140]又於22卷6期發表社論〈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141]質疑「國民黨領導權的維持，究竟靠的是什麼？主義嗎、政策嗎、威望嗎、還是國庫裡面的金錢？」

事至於此，《自由中國》顯然已經無力回天。3月12日，國民黨提名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21日，蔣介石在國民大會以1481票高票順利三連任總統。[142]《自由中國》面對此一現實，也只能接受蔣三連任的事實。該刊在4月1日出版的22卷7期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鄭重地表示慶祝之意」，建議蔣「為建國樹模楷，為復國作準備」，「以事實示天下以『無私』，以事實示天下以『無偽』」[143]──《自由中國》反蔣三連任的奮鬥到此告一段落。

從政治權力現實來看，雷震與《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鬥爭，最終是失敗的，但是從言論自由的奮鬥與意識形態鬥爭而論，《自由中國》明知其論述觸怒蔣介石，雷震明知有生命或遭到逮捕之危險，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方陳述反對的意思」，反對蔣三連任，標高了自由主義者的理念實踐，則成功地為民主與獨裁的選擇樹立了可貴的典範。

本文主要聚焦於《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與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之間矛盾關係的變化與耙梳。通過以上各節析論，相信有助於我們了解雷震及其《自由中國》論述與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機器之間產生矛盾與衝突的原因所在。要而言之，雷震及《自由中國》論述與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機器之所以出現矛盾關係，應該早於1940年代雷震啣蔣介石之命參與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就已埋下，而非雷震來台之後創刊《自由中國》後方才開始。政治協商，使得雷震對於國民黨的黨國論述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風格更感不安；也使得雷震在試圖說服當時的在野政黨領袖過程中體會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同時更因為協商過程中與在野黨派、知識份子建立的友誼關係，使他相信「自由中國」的藍圖可以通過民主協商機制的建立來完成，並據以和「共產中國」對抗。雷震由「擁蔣反共」到來台之後「反蔣反國」，立場看似有所轉折，實則始終如一，前後毫無矛盾，那就是他相信自由、民主這個來自他的精神導師胡適的自由主義理念，他的反共，來自此一理念，他的反蔣、反國民黨，也出於此一理念。雷震與胡適最大的差別是，胡適敢說不敢做，雷震說到做到，具體實踐，如此而已。

當然，雷震來台之後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過程中，頻頻因為該刊論述造成風波，遭到國民黨黨國機器的鎮壓，以及蔣介石在每個鎮壓過程中都將他的忠誠視為敵意，並且加重對他做為「叛徒」式的懲罰，也是導致雷震由「忠黨愛國」的蔣氏侍從走向反國民黨異議者之路的促因。但這一部分，只是讓雷震在主張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過程中可以義無反顧、減少顧慮，並非《自由中國》論述產生的動力。

「自由中國」並未成就為讓中國人民完全自由的運動，《自由中國》則成就了一份深刻影響民主臺灣的媒體，這可能也是雷震結合胡適、殷海光論述時想像不到的結果。《自由中國》以自由主義為標竿，在1950年代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深刻影響了其後臺灣民主政治的變遷，雷震結合臺灣本土政治菁英籌組「中國民主黨」雖然功敗垂成，卻創發了沒有黨名的「黨外」運動先河，最後形成民主進步黨的重要動力。從「自由中國」運動的失敗，到「民主臺灣」運動的成功，這是雷震未嘗預想的發展，卻是自由主義生根開花的必然結果。雷震，做為一個身體力行的異議者，堅其所信，無所畏懼，向威權挑戰，從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其中的轉折過程，足供檢驗，且終於成就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實踐典範。這是50年代臺灣新聞史最可貴的資產，也是一個知識份子對於他所處的社會、家國最重要的貢獻。

[1] 其他三點為，「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集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中國。」﹝參《自由中國》1卷1期，1949年11月20日，頁2﹞

[2]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與主任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驌、會計劉子英等在各自寓所遭國民黨以叛亂罪逮捕，該刊隨後即遭停刊處分。

[3] 雷震奉蔣介石之派擔任1946年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協秘書長，即可見蔣的信賴。

[4] 這段過程可詳《雷震日記》，1949年3-4月記載。其中創辦《自由中國》之決議，見3月25日；雷震將《自由中國》社組織經過及出版計畫面告蔣介石，獲得蔣之贊成並願贊助。見傅正編，《雷震回憶錄》，第31册(4月4日日記)，臺北：桂冠，1989年，頁166-167; 174。

[5] 蔣在總統府召集副總統陳誠、張群、唐縱、谷鳳翔、司法院長謝冠生、外交部長沈昌煥、司法行政部長鄭彥棻、新聞局長沈錡、檢察長趙琮、陶希聖、曹聖芬、汪道淵、黃杰及周正等十四人，聽取相關報告後，作出四點指示：「1. 題目﹝按指判決主文而言﹞要平淡，須注意及一般人之心理。2.雷之刑期不得少於10年。3.《自由中國》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銷其登記。4.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當天警總軍法處高等軍事法庭的判決宣告；11月23日國防部軍法覆判局的覆判，均根據此一指示。詳「蔣中正總統主持會議商討雷案」，國史館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331-332。

[6] 如學者歷史學者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1996年﹞、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年﹞等人持此一看法。

[7] 國史館《雷震案史料彙編》採叢書方式推出，共出四冊：第一冊為《國防部檔案選輯》﹝2002年﹞，第二冊為《雷震獄中手稿》﹝2002年﹞，第三冊為《黃杰警總日記選輯》﹝2003年﹞，第四冊為《雷震回憶錄焚毀案》﹝2004年﹞。

[8]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1996年，頁76。細節可參該書第三章，頁73-176；分期則依次可分為：交融期、摩擦期、緊張期、破裂期、對抗期。

[9] 傅正﹝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1989年；1990年。這套書共編號47冊，實際出版43冊。引文見10冊，頁414。

[10] 雷震高中畢業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1926年畢業，又考進同校大學院﹝研究所﹞，從森口繁治專攻憲法學，但未學成即回返中國。根據傅正的說法，雷震在京大求學期間，講授「國法學」的森口繁治對民主的堅定信仰，特別是對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重視、對軍人干政的反對，都對雷震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雷震來台後所以倡導自由中國運動，堅決反對軍隊黨化，乃至組黨，都與此一受教過程有關。詳傅正編，《雷震回憶錄》，第10册，頁6。

[11] 參雷震，《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頁13-14。此書後來收入《雷震全集》11、12兩冊，更改書名為《雷震回憶錄：雷案回憶》，增加李怡〈《雷震回憶錄》出版十年〉、陳菊〈萬山不許一溪奔：懷念雷震先生〉、傅正〈《雷案回憶》補注說明〉及文後〈《雷案回憶》補注〉。

[12] 龔光朗，〈重慶談判拾零〉，1986年1月11日在上海《團結報》。此處引自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頁17-18。按，依據名額分配，共產黨8名，外加共產黨可控制的民盟4名，計12名，國民黨若同意多給兩名，則共14四名，才能湊足40名的三分之一，因此共產黨堅持多推薦兩名，而國民黨則堅持只給1名，如此即可防止共產黨獲得提案權和否決權。

[13]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1976年。頁41-42。

[14] 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頁13。

[15] 1948年3月，國民參政會結束，8月3日國民黨召開黨政檢討會，雷震在日記中寫下黨內亂象：「發言至為踴躍，大部分為慷慨激昂之陳詞，責備過去未實行民生主義，不能代表勞工階級，又如本黨過去代表資本主義，產生豪門資本，官僚把持政治，必須將這一類剷除清楚，本黨始有辦法，始可與共黨周旋，不然前途至為危險。另有一部份人則主張分家，或分成兩黨，或分為數派系，像目前這樣大家庭之制度不易維持也。」見傅正編，《雷震回憶錄》，第31册，頁32-33。

[16] 雷震1948年11月1日日記，友人熊亨靈來訪，憂心時局，談及「總統作風如不改變，則目前難關無法度過」，希望雷震聯絡同志「齊向總統建言，請其改變過去萬事皆過問的態度，如總統不聽則各自散去，不必與其合作」；此外「黨內各派應同心協力合作下去，再不可各自為政，互相牽制，互相摩擦」。雷震答以「蔣先生執政二十年，年已六十以上，其習慣自非一日可改，何以造成今日之集權，其周圍人物實應負責也。」見傅正(編)，《雷震全集》，第31册，頁87-88。

[17] Nimmo, D. (1978),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pp. 99-100.

[18] 胡虛一，〈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李敖(編)，《雷震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179-180。

[19] 這段經過，即使到了雷震晚年仍記憶猶新，1978年6月，82歲的雷震在寫給立委王新衡的信中提及：「我在國民參政會十年，十年裡不知挨了黨外人士多少的責罵，因為我是國民黨員，不是中央委員，但對方罵得不對的，我一定不客氣的據理力爭的，說得對的，我絕不『狡辯』。蓋經常狡辯，你以後說話就不會有人相信。」見《雷震全集》，第30册，頁518。

[20] 《雷震全集》，第14册，頁45-55。

[21] 雷震大陸時期的日記並未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原因是雷震逝世後，原來收藏的大陸時期日記便失去蹤影，胡虛一因協助雷震清理舊稿文件而留下影本，其後胡將雷震大陸時期日記加以整理選註，以〈雷震日記介紹及選註〉為題，自第1期起連載刊登於李敖等人合著的《萬歲評論》叢書﹝台北：天元，1984年1月，頁27-56﹞，方才為世人所知。本處兩則日記所引，均根據胡虛一，〈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頁181-182。

[22] 這些列舉人士，來自胡虛一提供，由雷震親擬於1949年春的「擬約為『自由中國社』發起人名單，計有九十名，名單塗改、加註之處甚多。詳胡虛一，〈讀「愛荷華憶雷震」書後〉，李敖(編，《雷震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197。

[23] 張忠棟對於胡適在三、四○年代批評國民政府的言論，曾有詳論。詳張忠棟，《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臺北：自立晚報，1985年。

[24] 根據史景遷的分析，國民黨三○年代的教育控制手段是設置各種必修科目和考試制度，讓學生窮於應付而無法參加示威遊行；以恐怖手段清除激進學生和教師。詳史景遷﹝Spence, J. D.﹞，《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溫洽溢譯﹞，臺北：時報出版，2001年，頁538。

[25] 史景遷指蔣介石的意識形態架構，部分取自孫逸仙思想，另外帶有外國傳教士的改良主義社會政策，以及蔣本人對傳統儒家思想的詮釋，特別是忠誠與道德的型塑，目的在建構「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與群眾的心理」，而此一運動還融合了法西斯主義。詳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頁540。

[26] 藍衣社成員效忠蔣介石，並在行政、軍事以及黨部理扎根，戴笠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更策劃無數政治暗殺行動，著者如1933年楊杏佛案、1934年《申報》史量才案。詳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頁542-544。

[27] 張君勱一生參與政治，並且「一生以第三勢力為職志」，在中華民國創建初期，他在袁世凱與國民黨兩大勢力之外主張另行成立第三黨；到了國共鬥爭時期亦同，原因在於他反對帝王之治，主張民主憲政。詳程文熙，〈張君勱先生與中國憲政〉，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臺北：時報出版，1980年，頁 459-473。

[28]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54-56。

[29] 1950年10月雷震啣蔣介石命赴香港，與港方各界反共人士接觸，回台後曾就香港行的見聞向蔣介石報告，就認為香港「第三勢力」，「不足重視」。根據他的報告，集結在第三勢力下的，一為以《自由陣線》雜誌為中心的謝澄平的集團，僅有二十餘人；一為孫寶剛的集團，已無法維持；一為羅夢冊的集團，有學生十數人──雷震因此建議政府「採取不重視態度，則可睹其自生自滅」。詳《雷震全集》，第27冊，頁1-7。第三勢力，主要是民社黨與青年黨人。

[30] 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臺北：聯經，1984年，頁1960。這是胡適寫給王雪艇﹝世杰﹞的信件中所透露。

[31] 當年7月，胡適發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文，推崇英美政黨為「甲式政黨」，對比俄國共產黨、義大利法西斯黨、德國納粹黨為「乙式政黨」，他期許國民黨進行憲政，「從乙式的政黨政治變到甲式的政黨政治」。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1978-1981。

[32]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1988-1990。

[33] 根據張玉法的說法，徐蚌會戰之後，政府中的和議發於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接著河南省主席張軫、暨湖南、湖北、河南、廣西等四省參議會議長也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當時的流言認為「非蔣總統下野則美援不來」、「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77年，頁 711-712。

[34] 雷震，《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頁58-56。在其後由日報擬議到《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過程中，王世杰也都屬核心人物。不過，《王世杰日記》十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卻缺了1948到1958十年日記，因而無法佐證本文以下雷震所述有關王世杰的說法。

[35] 詳《雷震全集》，第31冊，頁166-167。

[36] 詳《雷震全集》，第31冊，頁170-174。

[37] 根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2082。胡適當時的想法是「還有半個中國沒有被赤禍蹂躪，自由中國還有半個大陸」，但時局變換快速，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於這年10月1日建國。1952年11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也特別提到這個過程，《自由中國》，7卷12期，1952年12月16日，頁4。

[38] 雷震日記﹝1949.12.3﹞記載，「蔣廷黻等組織中國自由黨，適之說已允任黨魁，章程草案已擬定，經寄來一份。」其後，雷震將「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分兩期刊登於1950年1月1日與16日出刊的《自由中國》﹝《雷震全集》，第31冊，頁376﹞。又，根據王世杰長子王紀五1949.12.4寫給雷震的信則謂蔣組黨的主要目的是「製造一個機構支援中國合法的聯大代表團，如果組黨有成，則由胡適之先生出來領導」﹝《雷震全集》，第30冊，頁58﹞。不過，蔣之組黨到1950年就已經停擺，這年3月3日，蔣寫信給雷震，談到組黨一事，說「如果當時成立，那局勢就好對付多了。現在你們既然只能運動，弟何敢獨異？」﹝《雷震全集》，第30冊，頁72﹞，足見中國自由黨籌組已經結束。

[39] 見《自由中國》2卷1期〈給讀者的報告〉。雷震日記﹝1950.1.3﹞也記載當天《自由中國》編委會，雷震對此有「先組中國自由黨，然後再組自由中國同盟」的看法；同時，雷震訪王世杰，「渠云已將胡先生之組黨轉達總裁，總裁甚贊成，但對廷黻之參加則理應報告他」。唯1月15日日記則記載「閱適之來函，渠謂中國自由黨係廷黻發起，渠未參加，以其個人不適合於此項工作」，並交代請臺北友人組織一個「自由中國」組織﹝《雷震全集》，第32冊，頁5-18﹞。

[40] 參照雷震日記，1950年1月8日﹝《雷震全集》，32冊，頁10﹞。

[41] 雷震日記﹝1950.1.12﹞記載，當時擔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來問雷震，胡適「是否不願意擔任自由黨領袖之事」，而雷震則勸傅斯年寫信「請適之返國組織自由中國同盟，造成超黨派之反共抗俄運動」﹝《雷震全集》，32冊，頁14﹞。

[42] 此一綱領共分三個部分，第一係「我們的基本態度」，包括反共抗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及厲行法治；第二為「主張」，強調超黨派，尤其希望青年參加……；第三為「我們的工作」，包括出版刊物，舉辦演講會、座談會、辯論會及各種服務工作；第四為「組織」﹝《雷震全集》，第32冊，頁28﹞。

[43] 這些事件，根據《雷震全集》所記整理，32冊，頁22-39。

[44] 根據雷震日記﹝1950.1.22﹞，當天《香港時報》社在他的寓所召開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委員為王世杰﹝主委﹞、陶希聖、蕭同茲、黃少谷、趙隸華、柳克述、許孝炎、董顯光、雷震﹝《雷震全集》，第32冊，頁23﹞。

[45] 如左舜生、成舍我、劉百閔、程滄波、徐佛觀、卜少夫、莫德惠、王震海、唐君毅、王雲五等﹝《雷震全集》，第32冊，頁198-210﹞。

[46] 《雷震全集》，32冊，頁201-204; 216。

[47] 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頁81-82。

[48] 詳《自由中國》，4卷11期，1951年6月1日。

[49]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美國加州：蓬島文化，1980年，頁729-736。

[50] 同前註，頁4。

[51] 《雷震全集》，33冊，頁108-109。

[52] 雷震後來在回憶錄中提到吳國楨告訴他，當時保安司令部已送達公文，強調是「急件」，目的是要逮捕《自由中國》編輯，吳「十分光火」，不予同意。詳《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頁82。

[53] 這一連串的風波，均整理自雷震日記。不過，根據後來的《雷震回憶錄》，這篇社論陶希聖閱後認為是在強辯，「全無表示歉意的意思」，雷因此就請陶希聖修改，結果成為「完全是陶希聖大筆改作的」社論，「原來的文章寫得不卑不亢，給人看了不要有受外力壓迫之後，而被迫寫出來的道歉文章」，「不料陶希聖則大筆削減，刪去三分之一，又加了一些無聊的句子」。詳《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頁86。

[54] 由國史館印行的《雷震獄中手稿》中，有「至蔣公函」﹝這4字非雷震手跡，應係整理者所寫，「至」為錯字﹞，就提到〈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發表後，「鈞座﹝蔣介石﹞聽了該部﹝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一面之辭而大為震怒，以後國民黨及其政府即將自由中國雜誌視為敵人了」。詳國史館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雷震獄中手稿》，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42; 180。

[55] 《自由中國》「編者按」在刊登胡適此信同時，強調該刊立論態度，「遵守胡先生所手訂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也「經全體決議仍請求胡先生繼續領導」。《自由中國》，5卷5期，1951年9月1日，頁5。

[56]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93。

[57] 王世杰的理由有三：(一)弄到胡先生與政府對立；(二)上次答應調人不再寫文章，為何此次未事前通知他們？在友誼上說不過去；(三)台灣今日風雨飄搖，受不起這個風浪。詳雷震1951年9月1日日記﹝《雷震全集》，33冊，頁151﹞。

[58] 詳雷震1951年9月2日日記﹝《雷震全集》，33冊，頁152﹞。

[59] 雷震1951年9月5日日記記載，當晚張其昀來舍，談及本來改造委員會之下的設計委員主任委員蕭自誠已徵得黃少谷、王世杰同意停刊《自由中國》，但3日開改造會，「認為無此必要，乃決定放行」﹝《雷震全集，33冊，頁153-154﹞。

[60] 詳雷震1951年9月4日日記。當日開會氣氛肅殺，雷震視為「受審」，說「缺席判決就可以了」，但主席蕭自誠則堅邀前往，雷震認為座中「不追究經濟管制辦法好不好，總是說《自由中國》不應刊載胡先生之信」﹝《雷震全集》，33冊，頁153﹞。《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對此亦有詳述，頁97-98。

[61] 雷震1951年9月5日日記，傳票係以雷震涉及套匯為由發出，但用意在雷震的解讀則是彭孟緝有意「侮辱我一下」﹝《雷震全集》，33冊，頁153-154﹞。又，《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對此亦有詳述，頁 97-98。

[62] 雷震1951年9月6日日記﹝《雷震全集》，33冊，頁154﹞。

[63] 雷震1951年9月7日日記﹝《雷震全集》，33冊，頁155﹞。

[64] 詳《自由中國》，5卷6期，1951年9月16日，頁4。同期〈給讀者的報告〉﹝頁32﹞，說明「當本刊付印時，因須登載陳院長致胡適之先生函，臨時將時事述評一欄刪去」，句中「因須」頗耐人尋味，應可顯示此一復函之刊登係受國民黨要求所為。

[65] 詳《雷震全集》，30冊，頁165-166。

[66] 《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頁100-101。實際上，《輿論與民主政治》一書收入的只有〈輿論與民主政治〉與〈誹謗之意義及與言論自由的界線〉兩篇論述，於1952年出版；1989年《雷震全集》也收入本書，又將雷震的另一篇發表於《自由中國》的〈論輿論之本質：為欲糾正幾種似是而非的觀念而作〉收入。詳傅正〈《輿論與民主政治》重印本說明〉，見《雷震全集》，21冊，頁17-19。

[67] 《自由中國》5卷7期，1951年10月1日，頁3。

[68] 1951年10月8日，雷震日記記王新衡轉告雷震，「總裁由高雄來電，要把我開除黨籍」﹝《雷震全集》，33冊，頁172﹞；10月15日，張壽賢告訴雷震，國民黨於國慶前某檢討會上討論三事，其中一事，即為蔣介石一定要開除雷震黨籍事﹝頁177﹞。

[69] 整理自《雷震全集》，33冊，頁171-199。

[70] Lee, Chin-Chuan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1-39.

[71] 雷震日記，1953年3月19日，原記載為：「晨起與熊魯馨通電話，渠謂蔣總統看到第四組對第七卷第九期社論及余著之簽呈，即赫然震怒，下令免去我的國策顧問之職。雪公﹝王世杰﹞之意要我辭職，以免外面不好看，我未允，認為兩文無錯，由他免職可也。雖經熊先生再三說，我始終未接受。」﹝《雷震全集》，35冊，頁46﹞。

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之執掌為：掌理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理論之闡揚及對文化運動之策劃。詳公論報編，《民國四十一年台灣年鑑》，臺北：公論報社，1954年。

[72] 〈再期望於國民黨者──讀了七全大會宣言以後〉，《自由中國》，7卷9期，1952年11月1日，頁3-4。

[73] 〈監察院之將來(一)〉，同前註，頁5-7。

[74] 雷震日記，1953年10月31日。雷震得悉消息後，覺得「政府如此小氣，開什麼反共就國會議」﹝《雷震全集》，35冊，頁161﹞。

[75] 據雷震日記說法，王世杰遭蔣免總統府秘書長職，源於陳納德所率民航隊原欠政府百餘萬美金，陳曾請求免繳，蔣介石親批「緩追」，蔣介石忽然又要追繳，行政院長陳誠將蔣親批公文拿出，蔣因而遷怒王世杰身為幕僚長「何以不阻止」，兩人因此言語衝突，王要辭職，蔣則堅持免去其職，免職理由為「蒙混舞弊，不盡職守」，用語極重。另有一說，則謂王世杰貪污，雷震日記中也有記載，但雷震認為「係有人故意散佈」﹝《雷震全集》，35冊，頁171-178﹞。

[76] 《《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112。

[77] 雷震日記，1954年2月9日，胡適對此表示患有心臟宿疾，且無意願﹝《雷震全集》，35冊，頁221-222﹞。

[78] 雷震日記，1994年3月21日，左舜生告訴雷震，蔣介石曾告訴張其昀，若副總統提名黨內老先生，他不願意伺候，如提胡適，則如芒刺在背。「此語在蔣勻田請客時，胡﹝適﹞先生已說過」﹝《雷震全集》，35冊，頁247-248﹞。

[79] 胡適選完總統後，於4月5日搭機回美，離開後，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與雷震講話，雷問他胡適能否於今年10月間回國講學，張的答覆：「可以回來短期住在此地，不可太久」，因為胡適「看事角度不同，可能引起誤會」﹝《雷震全集》，35冊，頁258﹞，也可印證蔣與國民黨對於胡適自由主義論調已不願接受。

[80] 社論，〈敬以諍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自由中國》，10卷7期，1954年4月1日，頁3-4。

[81] 雷震日記，1954年4月15日，記青年黨朱文伯問，說他聽沈雲龍說﹝沈根據經濟部國民黨小組長所言﹞，中央黨部要我﹝雷震﹞自動停刊；其次，朱又說，沈聽人說，「因本刊10卷7期社論觸怒了蔣總統」，雷震答以「我不會自動停刊，除非政府下令停刊」﹝《雷震全集》，35冊，頁264﹞。

[82] 詳雷震日記，1954年8月4日，21日﹝接美國大使館公文邀請赴美參觀﹞、27日﹝雷震與新聞處代表O’neill 見面，表示赴美希望觀察兩黨活動、新聞及出版界、國會、大中小學、黑人生活以及聯合國，最後才是遊覽﹞﹝《雷震全集》，35冊，頁312; 319; 322﹞。

[83] 雷震日記，1954年8月31日﹝《雷震全集》，35冊，頁324﹞。

[84] 這段奔波過程相當繁複。雷震曾經請託蔣經國﹝雷震日記，9月10日﹞，張群、外交部長葉公超﹝9月11日﹞、杭立武﹝9月22日﹞，9月28日張群告訴雷震，蔣介石問他是否黨員，要交黨部審查，並勸雷震「目前不必作打算出國之想」。29日雷震接到胡適去美訪問信函，雷即持信函找谷正綱，次日又找郭驥，均無頭緒。10月1日，陳誠約見，陳贊成，但仍需蔣同意。……雷震如此往復不斷奔走，到了這年年底，12月29日，王世杰告訴雷震，他去找過張群，張群談到《自由中國》刊出〈搶救教育危機〉投書，蔣很生氣，要開除雷震黨籍﹝《雷震全集》，35冊，頁312-385﹞。

[85] 詳雷震日記，1955年1月3日、4日﹝《雷震全集》，38冊，頁4-6﹞。

[86] 雷震確定不能出國，是直到次年6月的事，雷震日記，1955年6月22日﹝《雷震全集》，38冊，104﹞。

[87] Aron, R. (1964), Match, power, puissanc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 27-33.

[88] 林麗雲，〈分析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張苙雲(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臺北：遠流，2000年，頁89-148。

[89] Neumann, F. (1957),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Ill: The Free Press, p.17.

[90] 15篇社論依序為〈之一‧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之二‧反攻大陸問題〉、〈之三‧我們的軍事〉、〈之四‧我們的財政〉、〈之五‧我們的經濟〉、〈之六‧美援運用問題〉、〈之七‧小地盤、大機構〉、〈之八‧我們的中央政制〉、〈之九‧我們的地方政制〉、〈之十‧今天的立法院〉、〈之十一‧我們的新聞自由〉、〈之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之十三‧我們的教育〉、〈之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與〈之十五‧反對黨問題〉。

[91] 社論，〈今日的問題(一)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自由中國》，17卷3期，頁3-4。

[92] 同前註。

[93] 除4日、9日會議外，7月31日，雷震在夏道平談及這系列社論的具體規劃、題目與撰寫人選；又赴瞿荊洲處商請寫財政經濟社論，瞿建議他，經濟之文交戴杜衡、財政之文請夏期岳，美援之文找翁之鏞；8月1日，雷訪翁之鏞，翁同意撰寫美援與外匯貿易二問題﹝《雷震全集》，39冊，頁139-140﹞。

[94] 雷震日記，1957年9月20日，當天洪蘭友請吃飯，座中雷嘯岑說雷震「以亂整亂」，雷震立刻否認這種說法，他說「我們沒有亂，我們有一定步伐，完全為國家打算」﹝《雷震全集》，39冊，頁165﹞。

[95] 可詳林淇瀁，〈公眾輿論與威權體制的對話：析論《自由中國》反對黨論述的開展與破滅〉。國史館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649-692。

[96] 〈之二‧反攻大陸問題〉，《自由中國》，17卷3期，頁3-4。

[97] 《雷震全集》，39冊，頁145。

[98] 《雷震全集》，39冊，頁145; 159-160。此一事件，直到半年後仍然餘波不止。1958年2月4日，國民黨中央開宣傳會報，蔣介石又罵《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中央日報》社長曹希聖起立作激昂慷慨之語，說「今日若把《自由中國》關門了，雷某關起來，辦一可以儆百，美國人絕不會說話的」；4月20日，蔣經國告訴卜少夫，說他對雷震「不能諒解」，因為雷震「與台灣獨立人士搞在一起」；7月22日，陶百川告訴雷震，他在國民黨中央評議會讀到兩本小冊，內有一段認為《自由中國》是「共黨同路人，為什麼不取締？」，陶百川並特別勸雷震今後要注意；9月2日，雷震接獲一讀者電話，告訴他蔣經國在安全局會報強調，「如時局緊張」將對雷震採取行動；10月15日，又有李君來告雷震，說安全局處長郭乾輝在省黨部演講，提到《自由中國》為「共產黨同路人」﹝《雷震全集》，39冊，頁225; 271; 337-338; 361-362; 384﹞。

[99] 《自立晚報》，4版，1958年5月15日。首任總司令為黃鎮球，副總司令李立柏、晏玉琮、朱致一，參謀長包烈，政治部主任王超凡。至於警總的定位，根據同日《中央社》訊：參謀總長王叔銘指係「軍事組織的一部份，為執行統帥權的戰時機構」，換句話說，這是由總統直接指揮的戰時機構，其首長均由總統任命。陳世宏在《雷震案史料彙編》〈導論〉中說警總「隸屬國防部，並接受省主席指導」，可能有誤。到了8月，中共發動攻台，台海情勢緊張，16日，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改由黃杰接任﹝《自立晚報》，1版，1958年8月16日﹞，迄八二三金門砲戰爆發後，警總開始扮演整飭台灣內部安定﹝即執行戒嚴工作﹞的角色。

[100] 詳《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4。原件手稿照相，「一、奉批交就政治部本年九月廿日所簽：關於《自由中國半月刊》……予以研辦等因，自應遵照。」計9頁，公文由軍法處發文。

[101] 詳《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13-19。後四條為：(四)主動發佈書面新聞；(五)恭請鈞長﹝行政院長﹞或新聞局沈局長為本案親自主持記者招待會，公開說明案情；(六)決定行動之同時請鈞長密會外交部及駐美大使館預作準備，以應付國際之反應；(七)請中央發動友黨籍聲譽崇高之民意代表、社會名流，於行動後發表有利之談話，以表支持。

[102] 關於警總何時開始以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相關罪名界定雷震與《自由中國》部分文字涉嫌，陳世宏﹝《雷震案史料彙編》〈導論〉，頁 14﹞認為1959年初警總軍法處開始假想起訴作業；直到1960年5月殷海光發表〈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後，始在法律研究欄簽上「顯有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之罪嫌」的意見。顯然疏忽掉1958年10月31日黃杰當時上簽的這份「極機密」簽呈。

[103] 雷震日記，1958年10月24日，當天蔣介石總統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聯合公報，其中第六點強調「中華民國未曾放棄其回返大陸的願望，但將賴和平手段而不使用武力達到此一目的」﹝《自立晚報》，1版，1958年10月24日﹞，這表明了台灣已經放棄使用武力反攻大陸，因此雷震認為蔣杜這次會談「完全失敗」；但若就《自由中國》立場來看，這確如夏道平告訴雷震「不贊成譴責政府，因為我們過去不主張用武力反攻」﹝《雷震全集》，39冊，頁338-389﹞。

[104] 雷震日記，1958年11月7日，成舍我轉告雷震，許孝炎謂陳誠要他來和雷震談，希望《自由中國》文章語氣和緩些﹝《雷震全集》，39冊，頁396﹞。

[105] 關於「美國干涉內政論」，源於這年3月16日岀刊的《自由中國》，18卷6期，頁3-5，刊岀社論〈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該文提出的建議有三：美國應堅持不向國際共黨低頭的原則，改善東南亞華僑教育問題，以及應發揮民主自由思想的道德力量。而在第三點部分，則進而提出對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三點批評，(一)美國只重視上層官員路線，忽視真正的人民大眾；(二)美國採取消極適應現實的保守作風，「對於政府不論如何壞，美國總是表示支持」；(三)美國不干涉內政的想法行不通，因此建議美國「嚴格規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須遵守國內言論自由，保障人權，一切案件公開審判，經濟政策須符合平民大眾利益，及司法獨立等為前提條件」。不料這篇社論一岀，引起黨官報一片撻伐，認為是要美國「干涉﹝台灣﹞內政」，而警總軍法處更認定此文「建議美國干涉內政，暗射美國支持我政府為支持獨裁政權，其論旨不僅出賣國家主權，且多肆意誣衊」，詳《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 7。

[106] 社論，〈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並請蔣總統釋疑〉，《自由中國》，19卷9期，1958年11月1日，頁3-5。這篇社論主要針對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評議會的演說，指「反共救國會議」為民主人士陰謀，提出證據證明蔣介石說謊﹝《雷震全集》，39冊，頁399-400﹞。

[107] 雷震日記，1958年11月15日﹝《雷震全集》，39冊，頁398-399﹞。

[108] 1959年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國》20卷2期刊出署名「陳懷琪」所撰題為〈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投書，提到該班訓導主任以戴笠被罵「領袖的走狗」而不以為忤，反而感到光榮，強調「革命軍人也要以領袖的『走狗』自居」。投書刊出後，蔣介石震怒。後來《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聯合報》與《青年戰士報》等4報均刊出陳懷琪委刊廣告。一個軍人的薪餉應該無法支付4報廣告費用，雷震懷疑這應與警總在背後支撐有關。事件原委可詳《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頁66-72；《雷震全集》，40冊，頁27-44。另，《自由中國》20卷5期﹝1959年3月1日，頁8-9﹞曾針對此事發表社論〈關於陳懷琪投書事件的簡報〉，交代事件後的細節過程，可參。

[109] 胡適這封信，強調「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的是否完善」自我要求，採取「自責的低姿態」以求化解訟案。以當時處理陳懷琪投書的編輯傅正的看法，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得不用這種道歉式的信表示屈服」，並強調他個人「對蔣經國政工幫，乃至警備總部這種非法的黑單位的卑鄙、無恥、下流，永生難忘」﹝《雷震全集》，40冊，頁58-59﹞。

[110] 薛化元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年，頁300。蔣介石的談話是針對部分國大代表醞釀修憲而發，而他則以代表國民黨與政府的身分說「我們不僅沒有修改憲法的意思，並且反對修改憲法」，引《自由中國》，20卷1期，1959年1月1日，頁7。

[111] 如泛亞社電：「蔣總統今日宣布，渠之本屆日期於明年五月二十日屆滿時，將不再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之第三任總統。」合眾國際社電：「美國政府官員對蔣總統所作於一九六○年任期屆滿時，將政權移交於一繼承人的決定，表示歡迎」等，引《自由中國》，20卷1期，1959年1月1日，頁7。

[112] 社論，〈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自由中國》，20卷1期，1959年1月1日，頁7。

[113] 引自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160。另，雷震日記，1959年5月19日，也記載此事，並提到蔣介石「認為幾十萬軍人是他帶的，他有責任把他們帶回去」之語；次則是批評當時《聯合報》「勸罵﹝「駕」字之誤﹞文章，殊可惡」﹝《雷震全集》，40冊，頁91﹞。

[114] 這在《自由中國》20卷1期發表的社論已經點出。

[115] 雷震日記，1959年5月30日﹝《雷震全集》，40冊，頁99﹞。

[116] 方望思，〈海外對總統三任問題的反應〉，《自由中國》，20卷11期，1959年6月1日，頁2-22。

[117] 社論，〈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自由中國》，20卷12期，1959年6月16日，頁3-4。1954年蔣介石當選第二任總統時，《自由中國》10卷7期﹝1954年4月1日，頁3-4﹞曾發表社論〈敬以諍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就主張一切依據憲法加以遵循，並期許蔣厚植憲政根基。

[118] 陶希聖的觀點是在7月3日《台灣新生報》於高雄舉行的茶會中所發表，次日見黨報《中央日報》與軍報《青年戰士報》。

[119] 光是黨報《中央日報》，1959年6月、7月刊載勸進蔣介石三連任的文章就達18篇之多。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161。

[120] 社論，〈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自由中國》，21卷2期，1959年7月16日，頁5。

[121] 該社論舉的實際的例子是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引同前註。

[122] 宋功仁，〈論臨時條款與修憲〉，《自由中國》，21卷2期，1959年7月16日，頁11-12。

[123] 該條明定國民大會之職權為「一、選舉總統、副總統。二、罷免總統、副總統。三、修改憲法。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124] 具體條文內容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125] 宋功仁，〈論臨時條款與修憲〉，《自由中國》，21卷2期，1959年7月16日，頁11-12。。

[126] 雷震日記，1959年7月18日﹝《雷震全集》，40冊，頁133﹞。這是阮毅成告訴雷震的，但實際上國民黨最後還是以修改臨時條款解決三連任問題，詳後。

[127] 看雲樓主，〈曹丕怎樣在群臣勸進下稱帝的？〉，《自由中國》，21卷3期，1959年8月1日，頁19-20。

[128] 雷震日記，1959年8月12日；14日亦有相關敘述﹝《雷震全集》，40冊，頁143; 144﹞。類似的暗殺雷震傳聞，在雷震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如同年3月27日日記，立委費俠告訴雷震「過去一度我﹝雷震﹞甚險，因他們﹝國民黨﹞要把我搞死」；同年同月29日，雷震女兒雷美琳同學曾聽某海軍中尉說「他們過去要用吉普車把我﹝雷震﹞撞死」；同年10月26日，陳敦甫太太告訴雷震，警總計畫「叫已經決定處決而執行﹝疑漏「未」執行﹞的犯人咬我﹝雷震﹞一口，又恐搞得不好，又想設法把我搞掉﹝暗殺﹞」等都是﹝《雷震全集》，40冊，頁57; 60; 181﹞。

[129] 本表均根據警總原件用語抄謄，未易一字。在目前國史館選輯的這些檔案中，宋功仁〈論臨時條款與修憲〉﹝20卷12期﹞並未列入；看雲樓主所撰〈曹丕怎樣在群臣勸進下稱帝的？〉﹝21卷3期﹞則缺，以警總每期﹝或兩期、或一階段﹞均針對《自由中國》進行言論分析研究﹝《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頁67﹞來看，國史館檔案似仍缺21卷2、3、4期之分析研究表。

[130] 陶希聖的這段話，引自《自由中國》，22卷1期，社論〈「死亡宣告」可以適用於國大代表嗎？〉，1960年1月1日，頁7-8。

[131] 引同前註。

[132] 引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網站﹝http://wjirs.judicial.gov.tw/jirs﹞；另參陶百川等編，《最新綜合六法全書》，臺北：三民。1988年，頁1889。

[133] 同註64。

[134] 社論，〈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自由中國》，22卷5期，1960年3月5日，頁4-6。

[135] 根據傅正於雷震日記﹝1960年2月13日﹞所加註腳，雷震當日感慨「這樣作法，國大代表今後隨時可要求修憲也」﹝《雷震全集》，40冊，頁249﹞。

[136] 雷震日記，1960年2月20日，雷震批得很重，「莫﹝德惠﹞之為人連狗彘之不如也」﹝《雷震全集》，40冊，頁249﹞。雷震說此重話是有原因的，莫德惠反對修憲，而擁護蔣介石三連任，此雷震不滿原因之一；其次，莫德惠主張修改臨時條款，理由是「臨時條款不同於憲法」，因此修臨時條款就「可達到不修憲法，而又獲致總統連任的要求」﹝參〈莫柳老堅辭大會主席〉，《自立晚報》1版，1960年2月21日。《自立晚報縮印本》，14冊，臺北：自立晚報，頁521﹞，這都與國民黨所要的一致，此為雷震不滿原因二。

[137] 「瞭望台」專欄，《徵信新聞》，1960年2月18日。這篇報導謂「政府已在考慮未來﹝國大﹞代表生活補助費酌予提高。唯限於事實困難，亦為免影響公教民心，其數額將不致達﹝國大代表﹞所求之標準」；同一專欄，2月25日又載國民黨邀集黨籍國代座談，允諾「中央對於國大代表之生活甚表關切，因多數國代均係公教人員，俟七月份公教調薪時，同時改善」，此事雷震同日日記中也有記載，當天唐縱向國民黨籍國代轉達「總統甚關懷大家生活」的暗示﹝《雷震全集》，40冊，頁257﹞。

[138] 引自社論，〈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自由中國》，22卷6期，1960年3月16日，頁3-4。而這則新聞則來自3月4日英文中國郵報﹝China Post﹞所載。

[139] 雷震日記，1960年3月4日，同日上午，修改臨時條款案審查通過﹝《自立晚報》，1版，1960年3月4日﹞，雷震不禁慨歎「有錢能使鬼推磨」，並認為蔣介石「要做總統而出此代價，殊不值得」﹝《雷震全集》，40冊，頁263﹞。

[140] 雷震，〈敬向國大代表同仁說幾句話〉，《自由中國》，22卷5期，1960年3月5日，頁9-10。

[141] 社論，〈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自由中國》，22卷6期，1960年3月16日，頁3-4。

[142] 《自立晚報》，1版，1960年3月21日，報到代表1521人，出席領票代表1509人，其中26張廢票、2張空白票，蔣得1481票﹝《自立晚報縮印本》，14冊，頁637﹞。

[143] 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自由中國》，22卷7期，1960年4月1日，頁3-4。

論文四
由「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合與分
論文三
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雷震《新黨運動黑皮書》導論
論文二
明月下的熄燈號：《自立晚報》報業文化的反省與批判
論文一
暗夜‧黑潮‧《美麗島》：台灣「黨外」報業政治傳播路徑的歷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