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與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再挫折來時更加振作，在苦難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

                                             ──楊逵﹝1983﹞[1]

一、緒言：心中有能源

楊逵，本名楊貴，以筆名楊逵聞名台灣文壇，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台南州大目降街（今台南縣新化鎮），一九八五年逝世，走完他歷經兩個外來政權，且在兩個政權之下都坎坷波折的八十年生命。

楊逵的一生，以九四九年為分界點的話，前半生四十年，從童稚到壯年，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展開，並開始以他的文學書寫和社會實踐投入日治時期的文化、社會、政治與農民運動之中，右手拿鋤頭、左手拿筆，寫出了燦爛的篇章；他的後半生則在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以一篇〈和平宣言〉觸怒當道，下獄綠島達十二年之久，出獄之後，隱身台中自闢「東海農園」[2]，以鐵鍬代替筆紙，中輟文學書寫，直到七○年代中期方始開始參與文壇活動及黨外運動，最後告別他所鍾愛的台灣。

儘管人生之路顛仆坎坷，但終其一生，楊逵從來不改樂觀、平和的本色，本文引言所引楊逵的自述，說明了他一生「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的頑強生命力量，而其主要原因是楊逵「心中有股能源」，讓他走過兩個艱苦年代，「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

這樣一位被葉石濤譽為「富於堅強抵抗精神」[3]、張良澤許為「不屈的文學魂」[4]，也被林載爵推崇為見證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的形象」的台灣作家[5]，他一生的苦鬥，基本上不離開文學傳播和社會運動，前者，通過了他的紙筆，更重要的是通過他的悲憫，在日治年代發出光彩，為發展中的台灣文學寫出了值得矚目的作品；後者，則通過他所參與的社會運動在日治年代集戰後的台灣彰顯出一個始終如一的改革者的堅毅圖像，足為後來者的表率與典範。

本文因此要以楊逵的行誼，特別是他在日治時期在文學書寫和社會實踐兩個面向上的的奮鬥，作為主軸，探究楊逵在近現代台灣史中的位置所在，進而凸顯一個在殖民體制下用書寫和實踐來對抗統治者意識形態表意﹝signification﹞[6]系統的知識份子圖像。

 二、在殖民帝國的表意系統下

        日本自1895年領有台灣之後，台灣人民面對這個殖民帝國展開前後兩段鬥爭，武力抗爭迄1915年噍吧年事件止，隨後進入非武力之文化與社會運動抗爭，先是文化啟蒙運動﹝1919-1927﹞，再是政治運動﹝1927-1937﹞，而「無論是初期武裝游擊戰的戰士、武力蜂起事件的志士，或後期受過近代思想衝擊後的文化啟蒙、政治運動的右派、左派，其原始反抗意識的萌芽，可以說都是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日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發展起來的」（王詩琅，1980：61-65）。

尤其在進入在非武力抗爭的階段，台灣人面對的日本帝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7]的宰制更加明顯。這種被統治者面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的鬥爭，基本上與階級鬥爭有關，根據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態是在階級控制的過程中起作用的：

統治階級的觀念在每個時代均屬優勢觀念，這也就是說，統治物質力量的階級，同時也是統治心智力量的階級；統有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同時也控制了心智生產工具。所以，換句話說，那些缺乏心智生產工具者的觀念便只能從屬於統治階級。﹝Marx & Engels, 1965: 61﹞

這使得居於從屬地位的台灣人知識份子因此試圖對抗，「文化啟蒙運動階段（1919-1927），正好反應了此一被宰制者和宰制者之間意識形態的鬥爭過程，而報業作為公共論域，也就成為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全力發聲的戰場」﹝林淇瀁，1996: 41﹞。作為台灣人啟蒙、抗爭的機關報《台灣民報》系（《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崛起，正是這個兼有意識形態與階級鬥爭表意的對抗。同時，也由於這份台灣人報業的出現，台灣新文學創作跟著展開；再加上「台灣文化協會」[8]的成立，一個結合文化運動、社會運動，而目的在政治表意的台灣知識份子社群也從此形成，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9]。

出生於一九○五年的楊逵，這時名為楊貴，十六歲，文化協會等運動尚未進入他的生活。九歲才進入公學校的楊逵，曾經目睹噍吧哖事件發生，「受到很大的打擊」，十二歲時看到他父親一位做小生意的朋友無緣無故被警察打死，又加深了對他的衝擊，這使他在進入中學後開始蒐集各種書籍閱讀[10]，發現日本統治下「有很多不合理的情形」，於是於一九二四年前往日本[11]，經過入學檢定，於次年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科就讀，因為半工半讀，做過泥水工，也做過送報伕﹝林載爵，1979: 90-91﹞。也在這個階段，他參加了當時東京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加入「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示威[12]，邁出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步；其後又參加聲援朝鮮人反日本侵略的演講會，遭拘留三天，是他平生首次坐牢的經驗﹝楊逵，1982﹞。但真正關鍵性的意識形態啟蒙，是他加入「東京台灣青年會」，開始研究馬克斯主義，並與其同志許乃昌、楊雲萍等[13]於一九二六年成立「台灣新文化學會」[14]，開始了他的社會運動組織生涯。到了一九二七年，楊逵因為「常接到各種團體的催函，促我返台，雖然學業尚未完成，卻覺得情勢迫切」﹝楊逵，1983:160﹞，於是回到台灣，投入當時正面臨大轉捩的社會運動之中。

一九二七年的台灣，是一個台灣人政治表意分裂的轉折點。這一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為左右兩翼，改組後的文協為左翼的連溫卿一派所掌握，以蔣渭水為主的文協舊幹部﹝右翼﹞則退出另組成「台灣民眾黨」。這與前一年文協幹部醞釀組織結社以進一步進行政治運動有關[15]，另一方面，則與意識形態的表意鬥爭──是要走無產階級啟蒙路線，還是民族主義路線──有關。右翼的想法，希望「促進民族自覺」，以要求設置「台灣特別議會」為手段，然後逐步「朝向民族自決，解放台灣民眾」發展﹝台灣總督府，1939:146﹞；左翼則受到無政府主義[16]及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朝向更具革命性的無產階級運動前進」，他們早在二○年代初期便與日本馬克斯主義者山川均[17]取得思想聯繫，這才導致文協的破裂。

根據林梵﹝1978:83﹞的訪問，楊逵是在文化協會左翼領導人連溫卿的力邀下，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台，返台後旋即參加文化協會主辦的巡迴演講會，接著他分別在台中和鳳山會見了農民運動領導人趙港、簡吉，從此投入「台灣農民組合」的農民運動之中﹝林梵，1978:89﹞。

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充分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農民運動的階級運動特質。根據矢內原忠雄的說法，農民組合主要與日本製糖會社的出現，改變了舊有傳統的糖商及舊式糖廍，使得蔗農「對於製糖會社所處的地位，也就完全變成隸屬的。他們的生產關係已被資本主義化了」：

 諸如他們之與製糖場的隔絕及與製糖利益的分離、甘蔗收購制度的運用、官憲對於資本家的擁護，由於新式製糖場的經營者都為日本人所引起之民族感情的衝突及政治的抑壓感，都惹起農民的不平與騷擾。﹝周憲文譯，1985: 243﹞

 這種階級剝削，終於導致一九二五年二林蔗農組成蔗農組合，該組合成立後向林本源製糖會社提出一、在甘蔗割取前公佈收購價格，二、雙方共同監督甘蔗秤量，三、提高甘蔗收購價格、降低肥料代價等三大主張，結果不為會社接納，雙方爆發衝突，計有九十三名蔗農遭到起訴，是為二林事件[18]。其後，以簡吉為首的「鳳山農民組合」、趙港組織的「大甲農民組合」等各地組織次第成立，最後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成立了「台灣農民組合」，在日本勞動農民黨[19]指導下，展開了帶有強烈的無產階級鬥爭路線色彩的農民運動。

三、農民運動過程中的挫敗

一九二七年回台的楊逵，就這樣加入了台灣農民組合，並於同年十二月該組合召開第一屆全島大會時獲選為十八名中央委員中的五位中常委之一。次年二月，農民組合召開中央委員會，楊逵與葉陶[20]、簡吉、趙港等十三人被推為「特別活動隊」成員，楊逵負責政治、組織與教育部，葉陶則負責婦女部。革命同志與組織同事的雙重因素，使得剛回台的楊逵很快地和葉陶墜入了愛河，卻也埋下了半年後﹝一九二八年六月﹞楊逵遭到農民組合除名的結果，儘管楊逵加入組合之後參與了不少鬥爭，「組織台灣農民，向日本統治者要求無償收回土地、反對土地與竹林的掠奪、確立生產物管理權」等，楊逵都奮不顧身地介入﹝陳芳明1998:79﹞。

農民組合將楊逵除名，與其說是因為他與葉陶戀愛，不如說又是一次路線之爭。這與台灣共產黨勢力的進入農民組合有關。一九二八年四月，由謝雪紅、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等人組織的台灣共產黨[21]在中國上海法租界成立，台共走台灣革命路線，其策略立基於台灣民族論，台共的目標因此是要創立「台灣共和國」，這是它與台灣其他政治派系不同的一個主要口號[22]﹝盧修一，60-61﹞。同時台共建黨大會也提出了包括勞工運動、農民問題、青年運動、婦女問題、赤色救援會及國際問題等六大提綱，其中針對農民問題，確立了派遣黨的幹部進入台灣農民組合，「通過日常鬥爭克服組合的錯誤，以使組合朝正確路線進行」，在台灣農民運動中建立黨的領導地位的政策﹝台灣總督府，1939: 593-594﹞。在這個指導原則下，台共界定農民組合的「錯誤」主要是：

第一的根本錯誤是農民組合認定農民為無產階級，且是台灣革命的主力軍；其次是農民組合不但不了解農民的實際要求，且否定民族革命運動，高唱階級鬥爭；組合幹部熱中政治鬥爭，輕忽群眾性的日常鬥爭﹝台灣總督府，1939: 632-635﹞。

於是，楊逵就在台共介入農民組合的過程中，因為與簡吉等「幹部派」路線上的矛盾遭到除名。根據《警察沿革誌》的分析，農民組合在農民運動上存在著兩條路線，幹部派偏向以日本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綱領」[23]為路線，因此也就與台共的方針符合；由楊逵領導的「反幹部派」則主張依循山川主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在合法範圍內進行鬥爭。以日共為指導的台共進入後，楊逵當然受到批判與排擠。當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以七比三票通過剝奪楊逵、葉陶與謝進來三人在組合中的一切職務之後，楊逵隨即發表聲明書，認為這項以他與葉陶「為戀愛而墮落」以及其他陰謀論做出的除名決議乃「出於個人感情因素」作祟，且為「不顧我們階級利」的舉動，並強調幹部派此舉乃是「反階級行動」，他與葉陶等將繼續頑強地為此一過當處分以及迫害而戰鬥到底﹝台灣總督府，1939: 1081-1084﹞。

抑有進者，台共介入農民組合的效應也在文化協會發酵。於一九二七年分裂之後的文化協會開始轉向「做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後盾的戰鬥團體」挺進，為了宣揚社會主義，講演會繼續主辦，內容則針對日本帝國資本主義展開攻擊，強調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的解放，於是頻遭總督府取締、解散﹝林柏維，1993:235-244﹞。一九二八年三月，文化協會在台中另創《大眾時報》，以別於舊文協的《台灣民報》，並納入台灣農民組合，由於登記為或許可，乃將總社設於東京，以蘇新為發行人，密送報紙回台，最後仍因總督府壓制，終於同年七月發行第十號之後停刊。《大眾時報》設立趣意書強調創報的旨趣及其〈檄文〉均強調要在資本主義社會及文化的體制下，以「補救舊社會的破綻」、解決「強弱貧富的懸殊」，希望「吾等台灣被壓迫的大眾覺醒而起，為擁護自己的生存權，向那些惡魔勢力戰鬥」，以「對抗專制政治及貪婪的資本家」﹝台灣總督府，1939: 220-222﹞。在這裡，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大眾與資本家之間形成了一組意識形態的表意鬥爭，階級問題在報業之中浮現，這是台灣報業史上第一份左翼報業，它近似英國十九世紀前半葉出現的左翼基進報紙﹝radical press﹞[24]：

它們公佈工人階級政治與工業組織的集會與活動；賦予工人階級運動份子某種身分；提出國家方向來煽動工人階級，以便將社群的行動與國家運動加以轉化。……它們猛烈攻擊資本主義階級分配與佔用勞工生產利潤財富的經濟過程。它們的主要目標部在是貴族，而是資本主義者，以及維繫並強化資本主義階級面向的建致機構﹝Curran, 1990: 226﹞。

只是這份報紙的壽命過短。根據河原功編的〈楊逵生平寫作年表〉﹝楊鏡汀譯，1991:366﹞，楊逵這時也是該報記者，並在該報發表了〈當前的國際局勢〉文章，這是楊逵與傳播媒介接觸的開始，而這份媒介則是左翼基進報業。

楊逵既因連溫卿之邀回台，成為新文協的一員，認同新文協主張，為《大眾時報》撰稿也是理所當然，他雖遭農民組合除名，但隨即參與到新文協的活動中，這年十月三十一日，文協在台中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但開會不久就遭當局下令解散，解散後，楊逵等十六人遭逮捕。楊逵在文協的地位因此更加突出，一九二九年一月，文協召開中央委員會議，楊逵在十五名中央委員中被推為議長，列席旁聽者則是開除他的農民組合中央委員簡吉等五人。在這次由楊逵主導的會議中，確立了文協為「不是大眾黨[25]的組織，而是與經濟鬥爭及政治鬥爭有關的思想團體，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思想團體」﹝台灣總督府，1939: 235﹞的定位。這可算是楊逵對先前農民組合開除他的回報，也更清楚表白了他在無產階級運動中與共產主義者相互區隔的路線。

也在此時，楊逵與葉陶開始籌備婚禮，二月十二日他們準備在新化結婚，不料當日零晨，兩人即在文協台南支會被捕，出獄之後才於四月回新化補行婚禮﹝楊鏡汀譯，1991365﹞。這可算是楊逵社會運動生涯中一個「革命性的插曲」。

台灣共產黨的反擊隨即掩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文協召開中央委員會，共產黨員與農民組合成員取得領導權，十二月就以連溫卿一派﹝包括楊逵﹞「策動農民組合的分裂」為主要理由將連溫卿除名。至此，左翼文化協會也為台灣共產黨所掌控﹝台灣總督府，1939:248-259﹞。楊逵在日治時期的社會的、政治的與思想的無產階級戰線的社會實踐也因而挫敗。

這個挫敗，對發展中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卻是一大福音，它使楊逵展開了在資本主義帝國下以文學書寫實踐其無產階級思想的生涯。

四、文學書寫的揚帆出海

一九七六年楊逵復出戰後的台灣文壇，那是台灣鄉土文學風潮正盛的階段，當年八月他接受《夏潮》雜誌專訪，談到「哪個時期最活躍最有成就」，楊逵的回答是：

從日本返台後到一九三二年的一段時間，那時鬥志很好，不管是寫作或反日的實際行動都是勇往直前。被捕入獄或雜誌被停刊都嚇不倒我。真的，那時真有一點走在時代尖端的決心，我曾用大字寫一首詩貼在案前牆上──「揚帆出大海，風浪日常事。順風雖爽快，逆風也不懼。」﹝夏潮編輯部，1976: 49﹞

這個回憶有點錯誤，「一九三二年」楊逵經由賴和之手，在《台灣新民報》副刊發表他的小說〈新聞配達夫〉﹝送報伕﹞，但只刊出上篇，下篇遭查禁﹝河原功，1995:299﹞；也在這年，他法《水滸傳》中的「李逵」開始使用「楊逵」作為筆名。無論文學書寫或筆名象徵的文學家楊逵身分的確定，一九三二年都是楊逵文學生命的開展，而非結束，楊逵可能說的是一九四二或四三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那段期間吧。

不過，以一九三二年切割楊逵的生涯的話，往前是他以馬克斯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無產階級運動為實踐手段，進行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與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歲月；往後，則是他用前階段社會實踐過程中遭挫的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為基底，通過殖民帝國語文向殖民政權發出戰鬥之聲的文學書寫年代。無論社會實踐帶來的「被捕入獄」，或者此後文學書寫遭受的「查禁停刊」，的確都沒有讓充滿鬥志的楊逵嚇倒，他勇往直前，不怕風浪，繼續揚帆出海。

〈送報伕〉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有其特殊的地位，葉石濤給予這篇小說甚高的評價：「這篇小說的出現，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達到尖峰。這篇小說不但表示台灣作家的日文小說，無論從其文字技巧和內容而言都達到日本文壇的水準，同時也是所有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台灣小說的集大成」，並且認為這篇小說最大的貢獻：

在於他把台灣新文學作品的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以巨視性的觀點跟全世界被壓迫的農工階級的解放運動連結起來，使得台灣新文學運動，成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所有農工和弱小民族的抗議運動的一環。這篇小說也附帶闡明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不但是台灣資產階級文化啟蒙運動的一部份，同時它也是台灣無產階級心聲的真摯的代言人﹝葉石濤，1987:51-52﹞。

這是非常公允的史論，回想當楊逵十九歲東渡日本，二十歲考入日本大學，半工半讀，當送報伕、泥水工的饑寒生活，以及此後他受到馬克斯主義啟蒙，參加日本勞工運動、政治運動，到回台投入農民組合，獻身台灣社會革命的歷程，楊逵會在脫離農民組合和新文協之後，人生處境處於困頓愁苦之際[26]，寫出〈送報伕〉這樣為農工和弱小民族代言的小說，發抒他出於社會主義信仰與運動經驗的深沉抗議，也就具有充分的理由。

與楊逵同一個年代，一九三七年在日本《改造》雜誌發表〈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龍瑛宗在戰後初期談到對這篇小說的感想是「被感動得流了眼淚」，他認為「送報伕表現的是日據時代台灣人民經濟的沒落過程」，而原因則與日本帝國以其「經濟領導權的建立」使台灣人民變成「一無所有的奴工」[27]，這是從同為走過帝國資本主義下的作家的高度評價；當年力邀楊逵返台的王白淵則以思想同志者的身分看到〈送報伕〉表現的「殖民地民眾與帝國主義本國人民的反抗與結合」[28]，則看到了楊逵不為民族主義所囿，站在第三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立場為農工階級發聲的創作本意。

不過，〈送報伕〉還不是楊逵文學書寫的處女作，一九二六年楊逵組織文化研究會，開始成為馬克斯信徒之際，就寫了〈自由勞働者の生活斷面〉﹝自由勞工的生活片段﹞，投稿東京記者聯盟的機關誌《號外》被採用，於一九二七年九月該刊地一卷第三號登出，河原功﹝1995:289-300﹞指出，這篇作品使用的「資本家對應勞工的關係」，成為〈送報伕〉處理的「派報所老闆對應勞工、台灣製糖會社對應農民」所沿用的形式，而使得後者表現出了「來自楊逵親身體驗的實在感」；同時，在〈送報伕〉中，「楊逵除了加入無產階級意識之外，也在後半段通過主人翁對於台灣人意識的省覺過程來凸顯他自己愈來愈強烈的台灣人意識」。河原功的此一分析，確屬楊逵知音之論。

將信仰的馬克斯主義與經歷的社會實踐歷程融入文學書寫之中，以筆代劍，繼續過去參與階級運動時未竟的志業，可說是楊逵在愈來愈趨嚴密控制的日本統治下唯一可做的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楊逵遭禁的〈新聞配達夫〉終於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或第二獎﹝第一獎缺﹞，使楊逵成為第一位進入日本文壇的台灣人作家，也使台灣的日文文學創作成為主流，然而卻也導致《文學評論》在台禁賣。也在這年，楊逵認識了張深切，加入「台灣文藝聯盟」機關誌《台灣文藝》﹝十一月創刊﹞，負責日文版編輯，他拿到了薪資，每月十五圓，生活終於獲得改善。

從此開始，楊逵加入台灣文壇活動，參與文學傳播，並且以充沛的創作力，陸續發表〈難產〉﹝一九三四─五﹞、〈死〉﹝一九三五﹞、〈蕃仔雞〉﹝一九三六﹞、〈田園小景〉[29]﹝一九三六﹞、〈鬼征發〉﹝一九三六﹞、〈父與子〉﹝一九四二﹞、〈無醫村〉﹝一九四二﹞、〈泥娃娃〉﹝一九四二﹞、〈鵝鳥の嫁入り〉[30]﹝鵝媽媽出嫁﹞﹝一九四二﹞、〈芽萌ゆる〉﹝萌芽﹞﹝一九四二﹞等小說，加上大戰期間寫的〈增產の蔭に〉﹝增產的背後﹞﹝一九三三﹞[31]，產量可觀。

楊逵的這些小說創作，有佳作有平平之作，出版於一九七五年，由學者張良澤為他所編的《鵝媽媽出嫁》，收錄〈鵝媽媽出嫁〉、〈種地瓜〉、〈無醫村〉、〈萌芽〉、〈送報伕〉、〈模範村〉與戰後以中文寫的〈春光關不住〉等七篇，是較為讀者所知的代表作品，學者陳芳明﹝1998:76﹞認為這是「總結他﹝楊逵﹞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經驗」之作。其中，〈田園小景〉以及其後出現的〈模範村〉，包括手稿﹝一九三七年八月﹞及其他發表版本，共達十一種之多﹝塚本照和，1995: 321﹞，其中浮現日治時期的楊逵文本及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楊逵考慮中文發表便利所添加﹝或刪除﹞的政治意識形態表意﹝主要是添加反日的民族主義意識、刪除些許社會主義意識﹞則可看出「楊逵受到時代潮流與編輯意圖的影響加以改寫的痕跡」﹝塚本照和，1995: 334﹞，這個當中，楊逵所先後經歷的兩個外來政權，及其意識形態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衝突對話、緊張關係如何，則又是另一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了。

〈鵝媽媽出嫁〉通過實踐階級鬥爭革命的「我」與主張和平漸進社會主義的「林文欽」之間的故事來舖寫，最後主張「共榮經濟理念」的「林文欽」在蒼白與幻想中英年早逝，「我」則以種花維生，有一天當地醫院的日本籍院長來買花，額外要求送鵝，方才悉數付款，使「我」感覺到自己也成為為了「共存共榮」而生存的一個串角。這篇小說使用黑色幽默的嘲諷筆法，既反映了楊逵與他同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兩種類型──一如他在農民組合中所處的情境，溫和與基進路線的差異──卻終於在一九三○年之後都因日本統治當局更嚴厲的手段﹝如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總工會等運動的瀕臨崩潰；一九三一年的解散台灣民眾黨、大肆逮捕台灣共產黨員等事件﹞而趨於沉寂的無可奈何。

除了以創作解內心的苦悶，透過書寫向帝國統治從事意識形態表意的反擊之外，楊逵的文學傳播活動也同時展開。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使楊逵進入文學社群及刊物的編輯，在此之前，《台灣民報》副刊是台灣人作家主要的發表園地，接著一九三二年《南音》創刊，東京學生組成的「台灣藝術研究會」也創刊了《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雜誌；然後是一九三四年由「台灣文藝家協會」創刊的《先發部隊》﹝後改名《第一線》﹞。《台灣文藝》「並沒有強烈的主張」，「缺乏明確的立場」﹝葉石濤，1987 :40﹞；加上他跟主編張星建選稿理念不一[32]，這使得楊逵與葉陶最後只好退出，而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創立「台灣文學社」，並於十二月推出《台灣新文學》創刊號。

一九三六年，楊逵、葉陶雙雙臥病，雜誌由第八期移往台北，由王詩琅主編；八月，《台灣文藝》停刊，台灣文藝聯盟物遭日本當局強制解散；次年四月，日本當局下令廢止所有報章雜誌漢文版，《台灣新文學》也於發刊第二卷第五期之後停刊；接著七七事件起，日本開始發動對中國與東南亞的戰爭，島內則展開皇民化運動，楊逵只好隱居耕讀，自創「首陽農場」，停止創作，直到一九四二年才提筆書寫。在這個階段中，楊逵進入最失意、最潦倒的時候，一九三八年，楊逵在一篇雜文中說自己「走上最非文化的生活」﹝楊逵，1979: 19﹞[33]，《台灣新文學》的停刊正是他傷心的主因。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台灣為國民黨所接收，楊逵以為重回祖國懷抱，當可重展他的文學書寫志業，在一九四五到四七年間，他也的確很急切地期待建立一個台灣的新文學，想為台灣文學尋找重建之路；同時，他以他並以日漢對照方式出版他的《送報伕》和魯迅的《阿Q正傳》等三○年代中國作家作品，希望促進中台文化交流。

然而這一切，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楊逵發表「和平宣言」遭國民黨逮捕下獄之後都成夢幻泡影，十二年綠島監獄生涯，只讓他留下一本寫於一九五七到到一九六○年間的日記書信《綠島家書》，在沉埋二十年後，於他辭世第二年﹝一九八七年﹞問世，留給台灣文學界追索他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幽微暗晦的心路。

五、結語：一個自主的人

楊逵的青壯年代都在日本殖民帝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渡過，從一九二五年他考入日本大學，開始工讀，並且接觸馬克斯主義、參與日本工人與學生運動算起，截至日治時代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則有二十年。這二十年人生中的黃金歲月，楊逵一點也沒有虛度。他以堅定的、溫和的，相對地也是有所修正的馬克斯主義認知為基礎，勇敢地投入到二三○年代台灣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之中，多次被捕，從不改其志；他在參與台灣農民組合與新文協的短短數年中，從頭到尾堅持他的無產階級國際鬥爭路線，不為當時以中產階級為主流的民族主義改革者所惑，也不因農民組合及台灣共產黨的參雜著民族主義傾向的路線所動，而面對著殖民統治者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宰制，他也無所畏懼。在敵人、同志與統治者三股力量的夾擊下，楊逵以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說明了他的堅毅不餒，儘管最後他得到的是同志的排擠、統治者的威逼，他的孤獨和蒼茫，也未嘗使他洩氣。這種猶似「賴和剛強、尖銳的一面」、這種「衝撞意志」﹝林載爵，1979:90﹞都在楊逵的社會實踐過程中自然流露出來。

相對於返台後從事社會運動的挫敗，楊逵起於挫敗之後的文學書寫則是成功的。從《送報伕》以降，楊逵以他深厚的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通過社會實踐挫敗的經驗，轉化為書寫的能量，無論在寫作內容或表現精神上，都建立了台灣文學反帝反封建、為工農階級及弱小民族代言的典範，這使他形如日治以後台灣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在社會運動中並未成為成功的領導者，相反地，每每被視為分歧者，卻在文學書寫世界中，以他的作品不斷拔高，既澄清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農階級遭到剝削的社會真實，也彰顯了威權統治下知識分子的抗議精神，他「透過醜陋的現實，反櫬出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林載爵，1979:94﹞的文學書寫，使他以一個溫和、堅定的反抗者的身影在台灣殖民歷史中留下可貴的紀錄，也同時使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猶如一尊巨人。

這是楊逵作為一個馬克斯主義者脆弱的所在：他缺乏社會實踐中必要的鬥爭伎倆和手段，卻擁有過多的人道悲憫胸懷；反過來說，這卻是楊逵作為一個無產階級代言人的作家光燦的所在。他在社會實踐部分的失敗，正是他在文學書寫部分的成功。

因此，本文一開頭的引用楊逵晚年﹝一九八三年﹞所說的這段話就產生了總結楊逵一生反帝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支配，追求最少在他所信仰的意識形態之上自主的意義：

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與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再挫折來時更加振作，在苦難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

在日本統治的殖民年代之中，像楊逵這樣「心中有股能源」的社會實踐者兼文學書寫者畢竟是少數，他以實踐過程的失敗、以書寫文本的成功，弔詭地強調了被殖民者與被統治階級堅持並強化「自主性」──如湯林森﹝Tomlinson,1991﹞在其《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書中所強調，有權利「自我規範」﹝self-legeislation﹞並且不受外力控制、侷限或操縱的自由[34]──的必要。而展現在楊逵個人人格上的，則是「一個自主的人」的獨立形象：

一個自主的人，不被他人操縱，也不被他人意志之執行所強迫。一個自主的人，自有他的意志，並能夠追尋自己選定的目標﹝Lindley, 198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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